我国汉代碑刻边饰纹样的兴起缘由、艺术特征及文化意蕴

1. 引言

我国古代碑刻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录和延续，而且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丰富的文字信息、精美的边饰纹样等，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本文仅就汉代碑刻边饰纹样开始兴起的历史原因、艺术特征以及文化意蕴等做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2. 汉代碑刻的兴起缘由

我国碑刻之所以兴起于汉代，其是该时厚葬之风兴盛的熏陶、儒家伦理思想的催化、原始宗教思想的感染以及统治者兴礼乐宣教化的导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厚葬之风兴盛的熏陶。早在汉初，由于受到秦王朝残暴统治和连年战争破坏的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萧条，其墓葬形式主要实行的是薄葬，墓室大凡“以木椁墓为主，且陪葬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品，极少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 [1] (p. 86)。但“文景之治”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太平盛世的出现，以及受其墓葬礼制、祭祀习俗和孝道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厚葬之风初现端倪，至汉武帝时期达到极盛。譬如汉武帝继位后翌年即开始建其寿陵——茂陵，该陵东西长达430米，南北宽约414米，墙宽至5.8米，内且置有珍宝无数，“金银财帛尽㥷藏之” [1] (p. 86-87)。同时，伴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以及墓葬制度的逐步确立，碑刻亦成为墓葬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石质墓葬建筑发展尤为繁荣，系列成套的石质墓葬建筑纷纷出现，譬如石阙、石人、石兽、石祠堂、石墓室、墓碑等。“金石恒久不朽，以石材建构墓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 [2]。其次，儒家伦理思想的催化。汉代建立伊始，思想被奉为正统的统治思想，而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三纲”“五常”之道。时至东汉时期，封建纲常名教得到进一步强化，“三纲”、“五常”甚至被列入国家法典。汉武帝时开始实行举孝廉制度，即推举孝悌闻名者为官，到东汉时期更将其发展成为选举官吏制度固定下来。正是受此制度激励，士大夫阶层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油然而生，竞相追求廉洁、孝行等。同时，这种孝道还表现为对其死去长辈的孝顺而一味追求厚葬，从而使得墓葬呈等级化发展趋势，且在碑刻中亦多有体现，譬如碑石中的出行巡视、迎送宾客、饮食乐舞等图案纹样，无不都是儒家思想中礼制的生动体现。

再次，原始宗教思想的影响。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关于天人观念的思想系统，即天地之间，人、神、鬼共存，故而崇拜鬼神，并将祭祀作为其与鬼神交流的重要手段。时至汉代，鬼神观念和祭祀思想已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盛行的社会信仰。例如(汉)司马迁在其《史记》卷12《孝武本纪》中曾记载：汉武帝“尤敬鬼神祀” [3]；又如(汉)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中亦记载：民间百姓往往“财尽于鬼神，产匿于祭祀” [4]。尤其是原始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其信仰的核心是神仙信仰和方术，即把鬼神思想中的天神、地衹、人鬼中的三大神灵系统纳入其神灵体系，以追求长生不死，死后升仙。其用于碑刻的表现形式主要为常青树、神兽、大傩图等，其目的是为了起到镇墓、辟邪、厌鬼等作用 [5]。由此不难看出，汉代碑刻艺术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始宗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复次，统治者兴礼乐、宣教化的导向。汉代帝王为了推行其儒家思想和伦理文化，致力于兴礼乐宣教化，表行义礼风俗，以促使争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社会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注重采取树碑立传的习俗用以教化人民，推行儒家伦理纲常。故而其所树碑雕刻图像的人物既有古代圣王如三皇五帝等；又有忠良哲人如周公、孔子等；亦有开国元勋如张良等；还有其他贤达名人与列子孝女等，这些碑刻人物大凡放置于殿堂、祠庙、官署、府第、驿站等重要地方，以教化后人。《论衡》曾云：“周代勋德之文多勒铭钟鼎，置之宗庙，汉代祭祖，由庙徂坟，故颂功之文以碑石代之金” [6]。

3. 汉碑边饰纹样的艺术特征

在汉代之前，青铜礼器上的纹样是以变体的动物纹为主，云雷纹等作为其辅助纹样，以祈望把人的意愿与天沟通起来，主要是表达人与天的关系。而至汉代，因为正处于历史上的大融合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神仙生活，另一方面死后讲究厚葬，正是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汉代的碑刻纹饰大凡以表现升天为题材，云气纹成为主要纹样，呈现出纹饰造型写实与浪漫想象相结合、纹饰轮廓线由旧有直线转化为自由曲线等艺术特征。

第一，云气纹呈现为典型的、定型化的纹饰形式。作为汉代的主要纹饰，云气纹一方面以线条的舒卷起伏为表现形式从而构成形态大多为波状的曲线，或s形，或C字形等，不难看出这是在春秋战国卷云纹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另一方面其出现与当时盛行的神仙之说有关。《庄子·逍遥游》中曾讲道：“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7]。正是由于有着这种强烈的成仙思想，人们才将传说中的仙人所御飞龙与所乘之云气融合为一体，从而演化成为了云龙纹。再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当时漆器纹饰的影响所致。众所周知，汉代的漆器不仅达到了鼎盛时期，而且亦是最重要的手工艺品，其漆器装饰体现了汉代的审美特征，那些自由流畅且富于弹性的线条，婉转轻盈、刚柔相济、变化多端、意境空阔，这种风格特点无疑对汉代碑刻纹饰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云气纹成为汉代典型而定型化的纹饰形式。其基本特点主要是从静止的形式感发展为动态的上升的流动感，其力量感和速度感均大为增强，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势，凸显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切所说：“云气纹是随着叶片状纹样(叶片状卷云形式)诞生出来的，另外，也有与龙体混杂的成分” [8]。

第二，波状纹表现为碑刻边饰纹样的主体纹饰。波状纹又称环带纹和波曲纹，其早在西周时期即被作为彩陶装饰中的主纹，因呈波状形上下起伏犹如一条连续的环带而得名。波状纹在汉代画像碑石中所见较多，大凡作为边饰衬托主体纹饰，以使装饰画面显得丰富多彩。波状纹种类较多，根据其构图形式和波状形态区划分，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一是环带状波状纹。当然，该种类别类具有一些局部的变化，其环带状延伸或单线式或双线式或多线式。环带波峰的高度也有低有高，并进而呈现出的波纹亦有差异。二是编绳状波状纹。这种形式以弧状交叉形成结绳向左右延伸，其在陶器、铜器、漆器中多见，运用范围较为广泛。三是“S”形波状纹。此种形态与彩陶纹饰上的漩涡纹比较相似，呈“S”形节节相扣向左右延伸。四是勾状波状纹，该种形态较之“S”形波状纹有些相似，但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即“S”波状纹卷曲的弧度很大，而勾状波状纹则只是形同钩子一样相互衔接 [2] (p. 47)。

第三，碑刻纹饰表现出强烈的舞动韵律感。汉代的碑刻纹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代舞蹈审美的影响，通观碑刻上的舞伎形象，一般表现为长袖细腰，翩跃飘舞。对此东汉傅毅曾在《舞赋》中描绘道，“舞者艳若春花，清如白鹤”。而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则又对傅毅的《舞赋》极口赞誉为“达到这样美妙而高超的境界” [9]。从汉碑纹饰的韵律来看，其是以波动为主的、多种节奏变化的和谐统一，纹饰图形灵动而大气。

4. 汉碑边饰纹样的文化意蕴

审视汉代碑刻纹样的创作主题，其文化意蕴的多样性跃然纸上，即充分体现了汉代的繁荣盛世，弘扬了激昂向上的生命观，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性等。但汉代碑刻纹样在呈现积极性向上思想精髓的同时，也有着崇拜鬼神、受制于丧葬礼俗约束等方面的文化糟泊。

首先，体现了汉代的繁荣盛世。在汉代，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其在经济方面，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等各方面均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其在政治方面，统一的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稳定和巩固。同时开疆拓土促进了民族融合，对外交流逐步扩大，诸如张謇出使西域首开丝绸之路等，由此国力日渐强盛。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其中如“因厚葬而被盗掘的现象大为减少” [10]。正是这种繁华盛世的大背景，为碑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近年来考古学者在汉代的长安、洛阳、南阳、淄博、邯郸等地发掘的大量汉画像石墓便是有力的佐证。汉代墓志动物纹样的变化多端，表明汉人具有多样性的审美意识，碑刻上的花草和四神纹飘逸腾升的气势，不仅体现了汉人追求死后升仙的思想，更加体现了汉代的繁荣昌盛之势。

其次，弘扬了激昂向上的生命观。道教中关于“气”的这一观念，对汉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观等方面都有着较大而直接的影响。道教将“气”作为界定生死的准线，《庄子》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11]。这种道教“气”的观念在汉代墓碑中俯拾皆是，譬如《全后汉文》卷77中的《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即曾载道：“往而不返，潜沦大幽。……魂气飘摇，焉所安神?” [12]。汉代墓碑正是通过顿挫有致的线条、气韵流畅的纹饰、回转激荡的艺术，展现了道家的审美意识和飞扬激昂的生命观。

再次，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董仲舒曾讲，“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13]。人们在汉代之前大凡认为人死后便变成了鬼，而鬼则另为异类，故一般鬼魂不但不会给人降临福祉，反而还会作恶多端，“鬼害民阁行，为民不羊” [14]。正因如此，人们之所以祭祀鬼魂主要就是为了祈愿避祸消灾。而至汉代，人们的鬼魂祭祀观念则有了新的发展，大量汉碑表明，人们祭祀亡者之魂，并非完全是祈望神灵保佑攘凶避祸，而更多的则是为了寄托对于先人的哀悼追念之情。

复次，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性。汉代碑刻因地而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在山东济宁一带，因其曾是鲁国故地，亦为孔孟儒学发源之地，故尊孔尚儒之风甚浓。该地区碑刻画面最具特色的是描绘历史名人以及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其在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尤为显现，诸如黄帝、神农、颛顼、唐尧、虞舜、夏禹、秦始皇等历史人物以及老莱子娱亲、曾母投杼等历史故事。又如，陕西系我国道教发源地之一，故该地碑刻道教风格甚为鲜明。其中陕西榆林地区在东汉时期曾为一富饶之农牧区，因此碑刻纹饰反映农牧生活和自然景物的画面比比皆是。再如，河南南阳地区曾是东汉皇帝刘秀的枌榆之地，故其碑刻纹饰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表现为日、月、北斗、彗星、仓龙星座、白虎星座等天文星相。显而易见，汉代碑刻纹饰的地域性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无可讳言，汉代碑刻纹样亦有崇拜鬼神、受制于丧葬礼俗约束等方面的文化糟泊，其中鬼神崇拜的巫术观表现尤甚。汉代曾是中国历史上神仙信仰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如前所述，汉代人认为人死后世界有天上和地下之分，且二者均为人世之间社会生活的另一种延续，因此帝王们大都热衷迷恋于道家与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往往疲于登山封禅，建造仙阁灵宫，借助燕齐方士，赴海求取仙药，同时注重宅饰云气，以求招仙入室，亦或引魂升天。《后汉书·方术传》对此曾有记载：“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 [15]。再加上汉代受道家思想的驱使，神仙方术及死后升仙等鬼神崇拜思想一度滋生发展蔓延，相信鬼神具有异于常人能力，支配生人吉凶祸福。天神公正，人鬼难缠，故为求福避祸人们便形成了诸多与鬼神有关的习俗，其对于碑刻纹样影响至深，人们往往将能够代表神灵鬼怪以及巫术等方面的纹样刻画于碑刻之上，以期达到驱赶鬼怪、祈求神灵保佑的目的，从而慰藉恐惧之心理。诸如伏羲女蜗、夔龙凤鸟、神人怪兽、朱雀玄武等纹样元素，便围绕着神话和吉祥寓意形成了各式纹样图形。

5. 结论

综上所述，汉代受儒家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其重死崇丧、厚葬父母以表孝心的观念较为浓厚，并随之风行树碑勒铭，促使碑刻及其碑刻纹样价值观以及审美观得以极大发展和显著变化。大量史料充分表明，在我国碑刻史上，汉代可谓是正式有文字以及纹样融合装饰的一个重要时期，即其在初始当以文字出现，至东汉时期则碑刻装饰臻于完美。总体而言，其较之后世碑刻装饰的基本特征是以简约为主，画像刻石的主题纹样一般装饰表现为或四神灵兽，或神话传说，亦或吉祥瑞物等，而辅助其边饰纹样的一般则表现为几何纹、云气纹等纹样。而这些纹样装饰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圆浑粗犷、古拙流动、朴实神韵。当然，汉代碑刻纹样在不同地区存在着较大差异，譬如在陕西、河南等地，其碑刻大多表现为以璃、龙、凤、虎、龟为主，而在山东等地，其碑刻则大多是以凤、龙为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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