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老龄化的社会治理：西方老龄社会学的渊源、演进与流派

1972年，社会老年学家赖利（Matilda W.Riley）及其同事提出包括老年期在内的年龄分层理论（Age Stratification Theory），导致社会学界关注生命历程中（包括老年阶段）的年龄分层，从而社会学同社会老年学研究兴趣的交织日益明显，酝酿出老龄社会学的诞生。

1975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建立老年分部（Section of AginAging），这表明把老龄社会学从老年学及社会老年学中分离出来的可能性增加。

1980年，美国社会学家哈里斯（Diana K.Harris）著《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标志着老龄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学问从老年学、社会老年学，当然也从普通社会学中脱离出来。

1982年，联合国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召开，制定“老龄国际行动计划”，老龄问题由此引起世界范围的关注。

从此，老龄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得到世界各国学界的认可，成为应用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2.老龄社会学的演进及其主要议题

一.老龄社会学研究的萌芽

根据上文的叙述，以社会学家为主体的老年研究专门组织于1943年才出现，《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的专著更是迟至1980年才诞生，但对老年人社会层面的关注和认识由来已久，基于社会学视角对老年问题的零星研究也有迹可循。

如1871年德国立法将老年人纳入国家责任以改善老年人的状态和地位是基于上述信条，并对“老年人”的实足年龄（Chronological Age）的定义，如65岁以上或60岁以上，便成为判断个人是否进入老年状态的标准。

因此，早期对老年期的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多是服务于政策的数据收集整理，而并非学科意义上的老龄社会学研究。

美国老年学家赫威斯特（Robert J.Havighurst）将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老龄问题的社会方面的主要研究议题总结如下：

（1）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以“社会保障政策与老年人”为主要议题，以服务于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完善，布斯在1894与1899年的著作《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老年贫困》（The Aged Poor in Englandand Wales）、《养老金与老年贫困提案》（Old Age Pensionsand the Aged Poor:A Proposal）即是很好的证明；

（2）20世纪30年代以“老年人的住房及居住安排”为主要议题，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环境；

（3）40年代初期，议题开始转向“老年人的社会调适”，并在实践中以项目形式帮助老年人通过自我支持（Ego-support）实现社会变迁所需的社会调适。

可见，这一时期的研究多是基于制度改良和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之策，并不重视历史的、比较的社会学和整个社会系统的互动，一定程度上也局限了老龄问题的社会研究。

二.老龄社会学的奠基

1943年是老龄社会学发展轨迹中具有标志性的一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组织成立老年社会调适委员会，开始有组织地对老龄问题的社会学方面进行描述，其成果《老年的社会调适》被称为老龄问题上第一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著作。

1945年，人类学家西蒙斯（Leo W.Simmons）出版《原始社会中老年人的角色》（The Role of The Aged in Primitive Society），聚焦于农业和工业社会文化中老龄化的社会方面，特别是老年人的角色与整个社会结构的关系，并尝试利用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获取的数据建构老龄理论，这标志着对老龄社会学进行理论探索的萌芽。

研究实践及理论探索为老龄社会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也推动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老龄社会学分支研究在高等院校的开端。

之后，美国各大高等院校开始设立老年学专业并鼓励从事社会方面的研究，1948年，密歇根大学也在1948年成立查尔斯·费舍老龄化纪念研究会（Charles A.Fisher Memorial Institute on Aging）首创老年期社会方面研究年会，并发行第一册老年化研究文章合集，改写了前述早期学术期刊无老龄化或老龄化社会学专栏的历史。

1950年，首届国际老年学大会在比利时召开，老龄社会学相关论文首次出现在国际性平台上。

之后，越来越多的期刊开始关注老龄社会学，并创办了很多权威了老年学文章，为各国社会学家提供了了解多级老年研究发展的动态窗口。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龄社会学领域的标志性著作主要有：罗斯（Arnold M.Rose）和皮特森（Warren A.Peterson）的《老年人和他们的社会世界：老龄化的亚文化》（Older People and Their Social World: The Subculture of The Aging），赖利、詹森（Marilyn Johnson）和方纳（Anne Foner）主编的《老龄化与社会》（Aging and Society）共三卷，其中第二卷《老龄化与职业》（Aging and Professions）、第三卷《年龄分层社会学》（A Sociology of AgeStratfication）最受欢迎，也启发了后来的老龄理论研究。

随着美国农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中老年人的角色和地位的变迁，社会专家开始尝试探索老龄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研究被学界称为“对社会老年学的改良”，而并未触及真正意义上的老龄社会学理论的研究。

这一时期是老龄社会学的奠基时期，而下一阶段的老龄社会学研究才渐渐从“对社会老年学的改良”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导向的老龄社会学。

三.老龄社会学的繁荣发展

1980年，哈里斯所著《老龄社会学》（Sociology of Aging）是第一本以“老龄社会学”命名的专著，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老龄社会学研究时代。

1984年，美国高校开设老年学硕士，将老龄社会学作为必修课的高校就高达74%。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各大高校除了主要教材《老龄社会学》外，更多关于老龄化的著作出现在高校内，可见，“老龄化与生命历程”正成为新的议题与研究焦点。

这一时期在老龄社会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对矛盾最终促进了这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教师在给学生传达对老龄问题的社会学视角的理论思考，而学生却更关注老龄问题的影响和现实挑战；将老龄社会学设置为应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也似乎在无形中指示了学生们的思考方向。

为了更好地进行老龄社会学教学以实现其初衷，聚焦老龄社会学教学的专著相继出现，也更好的启发教师们对老龄社会学教材的认真遴选，也在事实上促进了老龄社会学的成熟发展。

随着研究议题多元化的发展，老龄社会学研究获得了繁荣发展。

全球化带来的流动性、多样性及不确定性波及老年群体，使老龄社会学出现新的议题。

这些议题在研究类型和方法上，以个体生命历程为议题的纵向研究增多，美国此方面的研究以定量为主，而欧洲国家则多是个人传记和深度访谈等定性研究。

此外，围绕这些议题发表的学术文章中对老龄社会学理论的应用数量日益增多，如《老年学杂志：社会科学版》上所发文章的理论应用率从1990～1994年的20%上升到2000～2004年的47%，这表明问题导向的老龄社会学研究正逐渐向理论导向过渡。

3.老龄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

老龄社会学由早期问题导向和应用型研究导向朝理论导向的迈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20世纪40年代的老龄社会学理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较为明显，强调老年人在变化的环境中要积极主动地进行调适以尽量实现自然老龄化（Normal Aging）；

至6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后，老年人的角色和地位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家庭转向工厂”或“工厂转向家庭”“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就业与退休、老龄人口的边缘化等问题随之出现，此时学者们纷纷开始从理论上思考与解释问题背后的逻辑与规律，而并非简单引导老年人进行适应生存环境的调适；

进入70年代，年龄分层理论的出现引发了社会建构主义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现象学理论的研究热潮，试图在“被建构”的外衣下探索老年人及老龄化的本原；

80年代以来，生命历程理论以老年人的“世代研究”为切入，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并逐渐成为当今老龄研究理论的主流。

老龄社会学理论得到发展的同时，批判的老龄社会学也嵌入其中，并成为促进理论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一）脱离理论、活动理论与交换理论、持续理论

现代化进程中，“老龄化与社会”议题之下而衍生出“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与“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学界至今仍存在关于这两种理论的争论。

1961年卡明（Elaine Cumming）和亨利（William E.Henry）提出脱离理论，假设老龄人口与社会之间不断减少的互动是普遍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减轻老年人个体坚持社会准则的压力并缓和走向死亡的过渡，认为老年人个体和社会都会从老龄人口在社会方面（尤其是劳动力）的退出中获益；这也使老年人从“重视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传统逐渐走向“边缘化的老龄群体”。

1968年，赫威斯特、纽加顿（Bernice L.Neugarten）、托宾（Sheldon S.Tobin）提出与“脱离理论”相对立的“活动理论”，支持自然老化，反对以“退休”为形式的强制退出，认为老年期的心理及社会需求与中年阶段并无差异，因此，要实现自然老化，老年人应该保持活动并尽量维持中年阶段的活动（必要时，用新活动进行替代）。

1975年多德（James J.Dowd）提出“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通过对“老龄与社会融合”进行社会参与的成本收益模型分析，认为老年人的退出或社会孤立并非社会系统的需要或遵从双方互利的准则的需要，而是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不平等的交换过程。

针对活动理论，1989年艾其利（Robert C.Atchley）提出“持续理论”（Continuity Theory），建议老年人在适应内部和外部变化时，要尝试维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活动和社会关系，以实现自然老化。

（二）年龄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现象学视角

大致同一时期，老龄研究逐渐出现了从社会问题导向转变为“将老龄视为社会结构和个人历程的一种特征”的研究思潮。

1972年的“年龄分层理论”通过界定“作为个体特征的年龄”和“作为社会系统的年龄”，不再将年龄看作“引起社会功能失调”的社会问题，而是基于不同年龄同期群进行年龄分层，并将老龄化进程置于社会年龄结构中去理解。

对年龄分层理论的批判主要是认为该理论以年龄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会在无形中强化社会中的“老年歧视主义”（Ageism）。

老龄化是一种被社会所建构的经验和过程，这即是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st）的观点。

被社会建构的“身份认同”和老年人自身对该“身份认同”的管理（Identity Management）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比如马修（Sarah Matthew）关于女性老年群体的自我认同管理的研究聚焦于老年人如何应对“衰老、病弱、没有价值”等构建在老年人群体身上的“污名化”印象。

社会建构主义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社会现象学视角的研究，将对“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老龄研究转向对“老龄化事实”本身的研究，探索老龄及其相关的“事实”如何被社会所构建，试图撕下老年人及老龄化“被建构的”外衣，以探究老龄及老龄化的本原。

艾斯特斯（Carol Estes）和同事的研究即是利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老龄化的“事实”是工业发展需求所控制的劳动力市场对工作的要求的一部分，从而将老龄化与工业经济、社会政策相联系。

（三）生命历程理论

早在20世纪初期，“生命历史（Life Histories）”和“未来轨迹（Future Trajectories）”即被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托马斯（William 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一书中提出；并提倡对个体生命路径（Life Pathways）的纵向研究，但该倡议在此后几十年一直被学界所忽视。

1977年埃博利斯（Ronald P.Abeles）和赖利提出生命历程理论框架的三个原则：发展变迁与老龄化都是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相互关联的领域，生命历程的发展由多种因素决定；

1995年，埃尔德（Glen H.Elder）在此基础上做了补充，强调重视历史时间和地点，重视关联的生活如何影响人类行为。

1997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将其下属的老龄化部门（Aging Section）改名为老龄化与生命历程部门（Aging and Life Course Section）表明此理论日益受到重视，也印证了老龄化与生命历程之间存在的自然的协同关系。

到21世纪，在生命历程框架下研究个体生活路径成为跨学科、多研究领域、跨文化的研究，并被社会和行为科学广泛应用。

最近阶段，社会学家们开始担心生命历程理论在老龄社会学研究中持续占统治地位且相关研究倍增的现象会影响到老龄社会学的范围、老龄理论发展与应用的多样性，毕竟诸多与老龄相关的现象是该理论框架所不能解释的。

结语：

西方国家逐渐从学理层面对老龄问题开展了多层面、深层次的研究，把老龄问题的应对建立在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这将启发我国下一阶段的研究，我国可以从西方老龄社会学理论演进的清晰轨迹中汲取宝贵经验。

当然，因我国的家庭及老龄文化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老龄社会学也必然呈现一定的独特性，在老龄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理论。

正因为我国老龄社会学起步晚于西方国家，因此才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他国及前人的经验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趋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