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思想的人民性和兼容性

来源：作者： 2008-01-11 12:54

论孔子思想的人民性和兼容性

历来都公认孔子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代表，这反映了孔子思想赋予传统文化某些基本属性的事实。这是些怎样的属性？其作用究应如何评价？本文拟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试加讨论。

孔子活动在春秋后期，这是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的社会变革时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他是在继承有关尧舜的原始民主传说和有关西周初年的政治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创立儒学思想体系的。这个情况，使孔学含有人民性的因素。

有关尧舜的传说，包含了天下为公的思想、让贤的思想和仁民爱物的思想。孔子在《论语》中，盛赞尧德，这就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树立起一个理想政治的最高典范。由于儒学的广泛传播，儒家虚构的尧舜形象，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至少具有这样两个意义：一是人们得以用尧舜为标准来批评当时的封建政治；二是在长时期里培育了有关大同社会的理想。

孔子建立的儒学，以西周文化为基础。西周文化的代表人是周公。周公是在商、周之际的社会政治变革中，总结了从古公亶父到文王、武王的政治实践以后，制礼作乐即建设西周制度和文化。那是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变革时期，是文王以“裕民”政治战胜商纣暴政的时期。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实践，赋予西周初年政治以一定程度的民本主义色彩。《尚书·无逸》强调：“先知稼穑之艰难”。《立政》要求：“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康诰》宣称：“文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这些思想，构成了后世封建“仁政”的基本原则。

孔子所居之世，经济上是领主制衰，政治上是世卿制衰，文化上是天道观动摇。这是一个农奴逐步争得解放的时代，“民”的力量和作用受到重视，因而“民”的地位有所提高。《左传·文公十三年》云：“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哀公十四年》云：“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纵）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三十一年》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显然，以民为社会主体的思想，爱民利民和尊重民意的思想，否定暴政的思想，成为这个时期的新的思潮。孔子在这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乃是将历史上带有民主性因素的文化，与现实社会中带有人民性因素的思潮结合起来，以托古的方式创新，建立起具有人民性特征的思想体系。

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谴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在《春秋》中，凡暴君被杀，概称国人弑其君。虽然以一个“弑”字表示是以下犯上，但主要含义却是国人皆曰可杀，基本倾向是同情人民反对暴政。所以在君与民的关系上，孔子尊君而爱民；但如暴君虐民，则赞成为民易君。

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君君臣臣”说，即君须成其为君，臣方成其为臣。君须尽其为仁的君道，臣方尽其为忠的臣道。《论语·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群以忠。”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君权思想，是相对君权的理论。至于《子路》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则以为一切上下关系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春秋时期，诸侯失其国者，大夫失其家者，国君被杀被逐者，都被孔子记在了《春秋》里面。郭沫若认为：孔子的本意，在于使暴君惧，而不是使“乱臣贼子”惧。盖此类事变，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久矣。推原祸始，责在暴君。《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亡国亡家的诸侯和大夫，是因失政而为民众所抛弃，毫不值得同情。

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其实，他是以述为作，述中有作，比如“不语怪、力、乱、神”即是。不过，孔子最重要的以述为作，乃是在总结尧舜以来至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文化时，祖述天下为公的尧舜，而不祖述天下为家的夏启；宪章仁民爱物的文、武，而不宪章残暴荒淫的桀、纣。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其可贵之处，在于保存了、继承了、发展了传说中原始社会的民主精神和西周初年的“保民”、“裕民”思想，并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后，主要是经过孟子的发扬，民贵君轻和以仁易暴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明确和强调。在中国古代漫长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仁政和暴政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中关于“仁”和“仁政”的观念，成为进步的人们批判暴政的思想武器，有时甚至成为改朝换代的思想武器。西汉末年的儒者宣称：“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迁命贤圣，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汉书·谷永传》）。这简直就是理直气壮地为以仁易暴辩护。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民主性精华之最突出的表现。

不能认为孔子的历史地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提倡的结果。封建统治者曾经尊法，并且焚书坑儒；曾经崇尚学，崇尚佛教，崇尚道教。一些少数族统治者初入中原时，甚至焚烧过孔庙。然而都终于实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这既是由于孔子创立的儒学基本上适合古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又是由于儒学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兼顾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人民性因素，诚然与近代的民主主义不同，其基本含义为民为邦本和爱民如子，是为民作主而非人民作主。但既然视民如伤，也就与残民以逞的民贼主义不同。儒学在历史上确曾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和民生的作用。当封建社会尚是历史的必然时，这是一种有益的作用。至于有关为民置君和为民易君的思想，其所包含的人民性精神以及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就更是显而易见和难能可贵的了。

封建统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时，总是竭力抹煞孔学的人民性思想内容。他们将孔子关于君权相对的思想，改造为君权绝对的思想。从两汉到明清，许多御用的鄙儒就都致力于此。因此，不但孔学本来就含有封建性的糟粕，而且儒学在其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其服务于专制需要的纲常名教思想，尤其得到了片面的强调和极端的发展。

然而，由于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人民性的意识，中国古代文化一直具有人民性的传统。在董仲舒正式提出“王道之三纲”以后，贡禹声称：“天生圣人（皇帝），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汉书·贡禹传》）。在唐代，魏征告诉太宗：“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旧唐书·魏征传》），即不是臣忠于君，而是君明臣良，君与臣共同为治国安民尽责。在宋代，张载提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西铭》）。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其所著《明夷待访录·原君》里，肯定公天下而否定家天下，痛斥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他在《原臣》里，主张仕者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清末的谭嗣同，在批判二千年来之政皆大盗之政时，将孔学的“仁”与西方文化的“博爱”相比附。孙中山十分重视孔子关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他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因而主张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颇不满于西方社会之贫富悬殊，列宁因此称他为主观上的社会主义者。从孔孟到黄宗羲，这是古代文化的民本传统。从谭嗣同的《仁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代表了近代文化的民主传统。后者是前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历史表明，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封建性因素和民主性因素同在。从古代的民贼独夫主义到近代的卖国独裁主义，是一种传统；从孔子的“仁”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又一种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是后一种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那些构成为我们民族的脊梁的英雄，即是在此种人民性的传统文化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业绩和思想，又丰富和提高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民本主义精神。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倡加以研究和总结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是他所珍视的民主性精华之所在。

孔子之世，华夏族已经形成并在华夷冲突中进行着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运动，这同时就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成的时期。这种情况，使孔子思想和传统文化具有了兼容的性质。

在今天中国的广大土地上，到处都发现了古人类文化遗址。中国文明的起源，确乎是多元的。但是，有关远古的传说，战国秦汉学者的著述，都公认黄帝为华夏族和华夏文明的始祖。这反映了各地区各部族的多元文明，逐渐融合为华夏文明的历史事实。华夏族和华夏文明，是在远古各部族的融合运动中同步形成的。《尚书》中的《召诰》、《多士》、《多方》等篇，都是站在周人的立场上，确认夏、商是“中国”相继受天命的朝代。古代史书和神话传说，在唐虞夏商周皆为黄帝后裔以及唐虞夏商周在文化上一脉相承上，是没有异议或疑义的。春秋时期，北方诸侯自称中国，视楚、吴、越为蛮夷；后者亦视北方国为中国或上国。可是，杞为夏之后，杞君用夷礼，被视作夷；改用周礼，又被视作诸夏。秦居宗周故地，这时却被视作戎狄。所以，“中国”既含地区居中和黄炎族属之义，又含历史文化传统即黄帝至于夏商周文化传统所在之义，而以后一种含义为主。这样看来，还在传统文化形成的初始阶段，“中国”就主要是一个标志华夏文明的概念。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关于文化发展的观念。此种“损益”的观念，反映了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历史实际。即夏商周的文化，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有所损益的。而且其后的发展，亦复如此。实际上，自孔子以来，两千数百年中，中国传统文化既传承不断，又有损有益。此种“损益”的文化史观，体现了我们民族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是以西周文化为基础来建立儒学，从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西周文化则是文、武、周公损益前代文化而成，这种情况，使得儒学能够反映华夏族和华夏文明形成的历史实际，因而具备了寄托华夏民族精神和代表华夏文明的资格，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孔子又是在春秋时期华夷斗争十分剧烈的情况下，在华夏族保卫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斗争实践中创立儒学的。

春秋时期，由于周王室衰微，所谓戎狄蛮夷与华夏族的冲突十分严重。《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联合华夏文明各诸侯国，尊王攘夷。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这是华夏文明形成和定型以后第一次遇到的严重挑战。华夏族以攘夷的方式保卫自己的文明，又以宽容的态度处理华夷关系。前者如齐恒公驱逐狄人，迁邢存卫，以及阻止楚国势力北进。后者如吴公子季札以其高水平的华夏文化素养，而受到中原诸国的尊重。孔子主张区别华夷，尊夏攘夷；又主张用夏变夷，都主要以文化为标准。这反映当时华夷关系的历史实际。《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之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在孟子看来，舜与文王皆非华族，二人族属亦不相同。可是，由于他们在华族文化的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因而成为华族文明的杰出代表，被先后奉为“中国”的圣人。康有为《论语注》云：“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所谓“地”，指族属；“德”，指文化。这是重在文化上求同，而不在族属上立异。我们民族的宏伟气度，中国传统文化的兼容性质，这个文化在数千年中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即植根于此。

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兼容精神，是一种开放型而非封闭型的文化。孔子在文化上所具有的开放态度，使他能正确总结夏商周三代文化，能提出文化发展的损益观，能做到学无常师，做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能说出：“四海之类皆兄弟也”（《论语·颜渊》）。他甚至“欲居九夷”，认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他能成为“圣之时者”，原因在此。

在先秦诸子中，儒学最富兼容并蓄的精神。它能有选择地吸收诸子学说以丰富自己。在战国秦汉的学派论争中，儒学以其比较开放而夺论敌的武器为己有，从而在斗争中得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汉正式确定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学为主干，基本原因就在于孔子思想和儒学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并非消灭诸子文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诸子文化统一到孔子的名义下，统一到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体系之中。当正式确认孔子为传统文化代表人时，这个文化比较孔子初创时的儒学，已经大大丰富了。所以，儒学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发展，主要不是排他式的，而是兼容式的。或者说：形式上是排他的，实质上却是兼容的。其后，在魏晋南北朝约四百年的儒玄佛道斗争中，在隋唐五代约四百年的儒佛道三教斗争中，儒学仍是以兼容的方式，在吸收玄佛道的许多养料以后，更加发达，成为了胜利者。历史表明，儒学在国内的学派斗争中，在同外来文化如佛教文化的关系中，没有采取深闭固拒的态度以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是以开放和兼容的态度，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自秦汉以来，直至明清，民族斗争一直存在，并且多次发生过少数民族在局部地区建立政权的事，还发生过数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甚至建立全国政权的事。然而，汉族政权虽亡，汉族文化未亡。少数民族一般都接受了汉文化，少数民族人一般都融汇到了汉族中。这是因为落后的征服者必定要被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而由于汉族具有兼容的精神，汉文化于是成为一个巨大的熔炉。这个熔炉既熔入了无数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汉民族及汉文化也就不断地发展起来。即使在被征服的时候，此种发展仍未间断。在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出现了空前盛大的大一统的秦汉国家。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出现了具有更大统一规模的更加盛大的隋唐国家。在从唐末五代到来辽夏金元的民族大融合之后，明清国家的统一程度超越了过去任何朝代。所以，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不但未曾被民族斗争所打断，而且在这个斗争中越来越富于生机与活力。象汉民族这样以滚雪球的方式越滚越大，汉文化这样以兼容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多采，堪称人类史上的奇观。一部儒学发展史，就是不断融汇各学派以至外来文化的历史。儒能兼容诸子及佛道，故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汉文化能兼容各族文化，故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古而不老，久而常新，原因就在于这个文明具有开放的性质。这证明我们民族的精神是博大的而非狭隘的，前进的而非保守的。

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意见，认为纲常名教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精神。此说将传统文化看做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这是不对的。传统文化远比纲常名教悠久，也远比纲常名教丰富。正式标举“三纲”，是战国后期的法家韩非。将“三纲”引进儒学，同儒学宣扬的“王道”相结合，开始提倡“王道之三纲”的，是西汉时的董仲舒。至于将“三纲”法典化并贯彻于全社会，则是东汉章帝时朝廷撰著《白虎通德论》。在此以前，传统文化早已存在。难道从夏商到西汉约二千年间，或者从孔子到董仲舒约四百年间，传统文化就没有核心或本质精神吗？再者，中国古代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有着大量非三纲甚至反三纲的人民文化，这也不是三纲的精神所能涵盖的。所以，三纲只是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核心，而不是传统文化的核心。

传统文化不是凝固的单一性质的体系，而是对立统一的体系，它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处于不断的更新之中，与社会历史过程相一致。当孔子为传统文化奠基时，他将有关原始社会的民主性精神与春秋变革时期的民本主义思潮相结合，并反映了华夏族形成的历史实际及兼容精神，从而使传统文化具有人民性和开放性两个基本特征。

传统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其内容丰富而复杂。既有积极面，又有消极面。既含民主性因素，又含封建性因素。既具保守性和封闭性，又具前进性和开放性。历史上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曾从不同的方面利用传统文化。封建统治者主要宣扬专制主义，同时却抹煞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守旧的势力表现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先进的人们却发扬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开放精神。所以，不但传统文化包含着精华与糟粕，而且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取向。

以纲常名教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那是封建统治者的规定。我们不能入其彀中。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精神，应当符合这样三个条件：一是它在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自始至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它赋予传统文化历久不衰、生生不已的生命力，三是它造成传统文化灿烂辉煌的宏大局面。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民性精神和开放性精神，才够得上这三个条件，才称得上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精神。孔子作为传统文化代表人的历史地位，正在于孔子思想较好地体现了这种本质精神。

范文澜提出：“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学入手”（《中国通史》第二册第155页）。这段很有见地的话，比较中肯地说明了儒学和传统文化的客观历史意义。

近代，中国文明落伍了，一些论者因此否定传统文化。但是，第一，不能以近代中国文明之落后，否定古代中国文明之辉煌。第二，建设新文化和实现现代化，是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出发的，不能离开历史传统和现实基础。如果离开本民族的立场，如果割断历史，必将落到邯郸学步的可悲境地。第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虽然有顽固拒绝，搞关门主义的，也有崇洋媚外，鼓吹买办洋奴主义的，但都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的基本立场。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是那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开放性精神和人民性精神，面向世界，以改良、改革以至于革命来救亡图存的先进的人们。他们才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合格的继承者。因此，应该说，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做出的反映，主流是积极的。当从未有过的强敌炮击国门时，先进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并迅速得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论。当甲午战争证明船坚炮利不足以救国时，先进的中国人的反映，是师夷之技不够，还须师夷之法，于是有维新运动。慈禧太后以政变结束百日维新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的反应，是改良不行，应该推翻帝制以建立共和。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窃取以后，孙中山懂得了必须唤起民众的道理，并逐渐把目光由欧美转向俄国。而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则开始引进马克思主义。不管是“技”还是“法”，是变法维新还是民主共和还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从外国引进的。事实说明，中华民族对于外来文化的反应，是积极开放的，是不断追求的，是择善而从的，是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为了振兴中国而学习，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而引进。从林、龚、魏到康、梁、谭，到孙中山，到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割断历史，都没有鄙弃传统，都没有离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中国在外国侵略的空前劫难中没有灭亡，中国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没有中断。中国历史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开创出新的局面，中国文明在抵制洋奴文化、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和接受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人民经过一百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把中国文明由传统型逐渐转变为近代型和现代型，致力于建设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造成这种转变的内在根据，把传统文化和近现代文化联系起来的纽带，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传统文化所寄托和体现的我们民族的民本精神和开放精神。

编辑：王立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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