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余华著]

从人物塑造、叙事视角到价值立场、篇章结构，余华始终没有将我们原本熟悉的那个愤世嫉俗的具有鲜明个体意识的“我”放进《兄弟》里去，相反的，他都在刻意地规避自我，规避一种个性化的把握；而一直在有意识地靠拢当下生活，将全侵即模比岁面征论础田自己融进平庸，小心翼翼地按照这个时代流行的观念、趣味和习性，以认同命球立士究希括“成功”、制造财富传奇的方式，摸索一种迎合一般的平庸趣味的文学产品。因而，如果说，在上册中，我们还能依稀看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种小人物的悲惨境遇构成的对大时代的疏离、反讽的话药讲工律村资还，那么在下册中，作者对以李光头为代表的众多张扬欲望的人物的成功史有声有色的铺陈，很明显就与当下社会中人们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的较为流行的价值观念构成乙权没由口酸益缺银北酸了一种呼应。

《兄弟》的上、下左区易安尼册之间，就不能如作者原先设想的那样，能够在“批判”的层面上建立起有机的关联，从而成为一个整体了。如果要将《兄弟》放到精英文学的框架中加以评判的话，人们会认为，上述的断裂当然是一种败笔，而《给余华拔牙》中的许多评论家对于《兄弟》的冷嘲热讽都言之成理，切中肯綮。但是，如果承认从成为签约作家起，余华与此呼应的很多创作都不能被单纯地搁置在纯文学的平台上，而更应该被视为当代文学生产的一种结果的话，那么，也许我们的评判会从另外一些方面展开。

如果与以出版为核心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联系在一起，余华放弃“我”而投向“我们刘镇”的叙事立场和角度，就是可以理解的。在余华与读者面对面的交流中，可以发现，读者并不关心他在《兄弟》中寄予了个人怎样的想像，而更关心比如美处女大赛的短信投票形式是否受到“超女”比赛形式的启发，自动验钞机是否在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就出现了，用吸管吸的汤包是否是一种独特的发明，等等。在读者与余华的交流中，已经很容易让人感受到，这一代人通过记录历史并强调这种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曲折地传达了需要建立自己存在合法性的潜在呼吁。因而，在面对畅销书召唤的尽可能广泛的读者群时，余华“我们刘镇”的叙事策略选择，应该是与出版社的基本目标一致的。

《兄弟》上册对时代的疏离和下册对时代自觉不自觉的认同，也许就是这个时代的平庸者做人生挣扎的真实写照。在这个意义上，余华不认为《兄弟》的分册是错误，就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可以视为，那种追随主流的历史分期与记忆方式，依然是他恪守的基本写作前提；另一方面，也就是从这个裂痕中，他清楚地把自己的写作姿态告知大众，那就是并不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救世主，奢望能找到一种救赎的力量；而只想说，上册提供的那种善恶理念固然是好的，而下册展现的欲望化的生活方式更是可行的，两者在“庸人”的立场上既是矛盾的，又可以并行不悖地一起存在。如果这样的解释可以行得通的话，那么可以说，余华的分册出版以及由此形成的断裂，依然是一种迎合了大多数人生存观念的尝试。

由此，《兄弟》是出版社、作者和读者自觉联手打造的成功的文化商品。它有着相当清晰的市场定位，有着较为务实的市场推广策略，也因其对转型期读者群生存心态与阅读兴趣的准确把握与迎合，制造了广泛的市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