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社会转型

　　[内容提要]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思想观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是解读俄苏社会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把钥匙。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处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成为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重塑“俄罗斯思想”，作为维系俄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精神支柱，就成为当政者和全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叶利钦时代政坛风云变幻，思潮流派纷争迭起，反映了转型期间社会的全部复杂性。普京时期开始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俄罗斯思想”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　“俄罗斯思想”　俄罗斯　社会转型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2)04-0078-06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思想观念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俄罗斯思想渗透在俄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上，无疑也在当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所表现。它既是当今俄罗斯总统普京治国纲领的思想源泉，也是解读俄苏社会和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把钥匙。

一、俄罗斯思想：俄国历史文化的聚结点

　　近年来，人们对俄罗斯思想议论颇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原因很简单，俄罗斯思想包容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意思加以界定。 归纳起来，俄罗斯思想似可作以下几方面的概括：

　　笫一，东西方结合部文明。俄罗斯广袤的国土横跨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加上蒙古人的西征、土耳其人的北扩，与西部的冲突，造成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在此处碰撞、杂居、融合和共存。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1]这种文明的特征是，非东非西，既东又西。东西方结合部文明，表现为俄罗斯思想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俄罗斯思想就其内容而言，是在斯拉夫文明的基础上，广为吸收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乃至远东文明的综合体。就宗教形态来说，东正教这一最有俄罗斯特色的基督教，成了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纽带。在俄国历史上这种结合部文明导致国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野和持续不断的争论。斯拉夫派相信俄国具有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特殊文化形态。在他们看来，俄罗斯应走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而不应追随西方，仿效西方，因为“一切俄罗斯的东西都是神圣的、美妙的；他们希望从纯洁、朴实的俄罗斯精神中找到哲学和艺术的源泉，找到俄罗斯的未来。”西方派则认为，这种传统文化是迟滞俄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安于现状，难以接受新事物，使俄国封闭和落后。因此，俄罗斯只有否定过去，全盘欧化，才能找到出路，实现社会进步的目标。两派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祖国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却不同。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斯拉夫派把俄罗斯当作母亲，母亲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是理所当然的；西方派则把俄罗斯看作孩子，孩子就应当不断学习，吸取国外一切进步的、先进的东西，才能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

　　笫二，王权与专制主义。崇尚权威，特别是在以沙皇为代表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俄罗斯人的国家观念和集权意识，是在历史上反抗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随着东正教的传入，所谓“笫三罗马”理论的出现，君主专制的思想广为流传。这种思想为沙皇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起了催化作用。沙皇统治的确立，又为王权专制主义开辟了道路。对沙皇的盲目崇拜，对皇权的敬畏依赖，成了俄罗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恰达耶夫说：“在俄国人民中，有一种注定的静止，有一种无望的恒定，这就是——人民对统治他们的权力之性质完完全全的漠不关心”；“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同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2]历代君王，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再到腐朽昏庸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人们心目中的救世主。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盛行，就其认识根源而言，同样是出于对领袖权威的盲从和迷信。俄罗斯独立后，叶利钦为所欲为，任意扩张权力，要当所谓的“超级总统”，也是传统思想的顽固表现。即使具有现代意识的普京总统，仍然具有中央集权为核心的统治特征。

　　笫三，向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在莫斯科公国统一罗斯、建立起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 对外扩张，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军事强国的思想，是绝大多数俄罗斯统治者不懈的信念和追求。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为了使俄罗斯成为一个拥有出海口的强国，他穷兵黩武，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终于越过涅瓦河，打开了通向波罗的海的通道，并在涅瓦河口建立了未来的首都圣彼得堡。虽然俄国历史上充满了曲折和苦难，但这种对外扩张的“强国意识”始终是维系全民族的精神支柱。正如历史学家克留切夫斯基所说：“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3]近代沙俄对欧亚邻国大规模的殖民侵略，使世人对俄国留下一个可憎的形象；斯大林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以及战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严密控制，引起东欧国家的严重不满和抗争。曾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却在回忆录中津津乐道地说：“作为外交部长，我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扩展我们祖国的疆界。现在看来，这项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不错。”[4]大国主义思想跃然纸上。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国力衰微，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人日里诺夫斯基仍直言不讳地说，俄罗斯应向“南方”进行最后的“冲击”，以建立一个东自太平洋西至大西洋，北自北冰洋南至印度洋的俄 罗斯大帝国。这种以侵略扩张为背景的“强国”梦，是经久不息的俄罗斯思想的重要内容。

　　第四，村社精神。村社(又称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村社内部，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人与人之间由于土地公有和相当程度上共同耕作而保存着一种俄国式的集体主义传统。这些思想的长期积淀，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社会主义滋生的最好土壤。民粹主义者认定俄国农民是“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农村公社是避开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尽管俄国资本主义已经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但村社精神仍然是俄罗斯人的重要精 神支柱。正如20世纪初沙俄内阁大臣谢·维特所说：“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5]从19世纪80年代起，尽管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思想家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论争，但在俄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常常可以看到民粹主义那抹不掉的印痕。

　　“俄罗斯思想”的上述种种特点，在苏联解体、俄罗斯独立后的社会转型中仍处处表现出来。

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俄罗斯政治思潮分析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时期，即共产党在俄国执政70多年间，尤其是在斯大林当政期间，建立起了一整套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然而，“俄罗斯思想”作为俄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在苏联政治、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透射出来。如斯大林时期日盛一日的个人崇拜，不难追溯到俄罗斯人对沙皇的依恋和迷信；教条主义和极端性格的顽强表现，可以从东西方结合部文明中找到解释；集体农庄，可以看作农村公社的现代翻版；大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争夺霸权，无疑与沙俄时期的“强国”之梦一脉相连。可以认为，苏联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仍渗透着传统“俄罗斯思想”的基因。限于篇幅，不在这里赘述。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是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下，重塑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将“俄罗斯思想”进行当代的架构和诠释，就成了俄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声。从这一意义上说，“俄罗斯思想”必然在独立后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述及西欧16—17世纪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时认为，“这三个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份。它们共同激励欧洲各民族的愈来愈广泛的阶层行动起来，赋予这些阶层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与之比较的推动力和内聚力。”[6]俄罗斯独立后，经历了急剧而深刻的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在这种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与现代的、保守的与激进的、国内的与国际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俄罗斯社会混沌一片，经济政治发展扑朔迷离，充满变数和不稳定性。在此特定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各种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提出各种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和主 张，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信奉不同思潮的政党不断粉墨登场。但是，如果我们对转型期的俄罗斯社会思潮详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最主要、最有影响的仍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政治思潮，与西欧社会转型时期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三种思潮又都能在庞杂的“俄罗斯思想”中找到踪影。

　　自1991年底至今，俄罗斯社会转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1年12月至1995年岁末。俄罗斯确立了以急速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中心的经济政策，使市场经济道路不可逆转。1993年10月炮打白宫事件最终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局面。 同年12月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了新宪法，从而在俄罗斯构筑起了西方式议会民主制度的初步框架。在这一阶段，俄罗斯虽然政党林立，思潮迭起，但惟有自由主义一枝独秀。昔日的西方派仰慕的自由主义一举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形态，这是许多俄罗斯人始料未及的。民族主义虽对新兴政权的建构、制度创新和经济转轨提供合法性根据，但基本上处于从属地位，扮演着亚意识形态的角色。至于社会主义，由于苏共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失当及严重错误，不但导致其自身的败亡，而且造成社会主义威信的严重削弱。因此，在剧变初期， 民众对自由主义具有很高的认同程度，对各种自由主义的政策，如私有化、“休克疗法”、向西方一边倒政策等也有很高的支持率。当年，叶利钦正是以激进自由主义者的姿态在总统选举中力挫群雄，一举获得3/5的选票。1993年4月的民意测验表明，民众虽已遭受激进改革之苦，但对自由主义及其内外政策仍有相当高的支持率。如对“是否信任叶利钦”和“是否支持政府的经济政策”的问题，投赞成票的均在50%以上。这表明，自由主义思想虽然在俄罗斯根基很浅，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却可以独占鳌头。

　　然而好景不长，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不是福音，而是越来越严重的灾难，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也口惠而实不至，自由主义在民众心里急剧衰落。三种思潮此消彼长，力量对比发生一系列变化。1993年12月的杜马选举，标志着这种转换的开端。尽管自由派分子还在为几个月前全民公决的胜利而洋洋得意，他们完全没有觉察到，先前的胜利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选举结果表明，民众对自由主义的支持率猛地下降了40%。持典型自由主义立场的盖达尔派仅得票15%；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日里诺夫斯基却异军突起，获得22·7%的选票而高居各党之首；此次选举中，刚度过十月事件难关、获得合法地位不久的俄罗斯共产党也获得12·35%的选票。虽然自由主义者各派加在一起仍占议会多数，但自由主义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开始出现三种思潮、派别三分天下的局面。以俄共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复兴，有自由派政策的失误、经济状况恶化驱动怀旧情绪的滋长等因素，但从深层次看，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思想”传统复苏的表现。

　　第二阶段，1995年底至1999年底叶利钦下野。在此时期，自由主义急剧衰落，民族主义稳步前进，社会主义节节攀升。三种思想和力量要求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取得相对平衡、均衡。叶利钦无力做到这一点，他的下野是不可避免的。1995年的杜马选举，在43个获准参加选举的政党中，12个自由主义政党总共才获得16·2%的选票，属自由派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在1995年选举中名落孙山，仅获得3·86%的选票，未能进入杜马；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获11·18%的选票，仍居议会第二；包括俄共在内的社会主义政党大获全胜，一举获30·61%的选票，其中俄共获得22·3%的选票。这一结果，不能不使全社会感到“震惊”，也使西方“深深的不安”。此后，由于俄国内经济状况继续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外部环境也日趋严峻。1998年俄罗斯又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以及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入 侵，标志着自由主义者奉行的内外政策的彻底失败，使自由派力量进一步受挫。许多政党在抨击一味追随西方自由主义政策遭到严重灾难的同时，主张必须从俄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行“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对外政策上实行“合理的利已主义，开明的爱国主义”。一句话，在新形势下呼唤“俄罗斯思想”的复苏，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第三阶段，2000年初至今，普京上台执政，从普京1999年底担任代总统前夕发表的长文《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可以看到，他对俄罗斯当前存在的困难和危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透露了他的执政 方略。他既不会回到过去苏联时代，也不会盲目抄袭西方模式。他既赞扬叶利钦在摧毁苏维埃政权过程中作出的“贡献”，认为“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的经济造成的后果”，“正是由于叶利钦所具有的政治意愿，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我国离开了把我们引向历史死胡同的路。”[7]与此同时，普京对反共的极端做法表示非议，他认为，“左派运动在俄罗斯是有前途的，社会民主思想也是如此。此外，俄罗斯具有社会民主运动的悠久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也包括在其中。俄联邦共产党是一个合法政党。”[8]可见，普京明确 提出要重塑“俄罗斯思想”，他不会改变业已建立起来的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框架，不会抛弃自由主义的某些规则和价值观，但其政治主张中也必然带有某些社会主义的色彩。

　　俄罗斯独立10年来政治思潮和派别此起彼伏，潮起潮落，都离不开与“俄罗斯思想”的姻缘。独立之初所以有那么多的人认同于自由主义，除了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厌恶外，也出于对当今世界潮流的追逐，认为只要采用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就会带来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好转。实际生活远非如此简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只有当他在实践中碰了钉子以后，才能学会生 活，找到自己应有的历史定位。

　　事实上，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和运动都源于近代欧洲，它们在传入俄国后的遭遇却很不相同。热衷于自由主义的西方派的根基远没有斯拉夫派那么深厚久远，自由主义始终与俄罗斯本土文化存在距离，不能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意识形态。别尔嘉耶夫说：“在俄国，自由主义一直很弱，我们俄国从来没有形成有精神威望和感召力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9]进而他提出，自由主义“不符合俄罗斯的传统”，“它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基础”[10]。与此同时，别尔嘉耶夫又认为，社会主义与俄罗斯文化有天然的亲和力，“按照俄罗斯人的精神气质……所有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神权政体或社会主义的。”[11]并认为：“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几乎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整个19世纪俄国对社会主义怀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喜爱。”[12]至于民族主义，历来是俄国斯拉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思想武器，他们认定本民族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否认超民族和超历史的价值。

　　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平等观念，在俄国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俄罗斯思想”的具体体现。伯林认为，在俄国人看来，“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任何社会，人与人之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就不是公正的社会。”[13]这种观念，在90年代俄国社会转型时期仍有明显的表现。据1996年的一次问卷调查，在“收入、住房、就业、升学、医疗、保险”等问题上，俄民众都有很强的平等主义倾向。如关于国家是否应对收入差异实施限制?问卷作者设计了三种可能的选择：1.政府不应对收入差异进行任何限制；2.政府应把收入差异限制在3—4倍的限度内；3.政府应严格限制收入差异，使所有人都不要太富。结果在22个被调查的社会阶层中，只有5个认为不应限制收入差异，其余17个均主张不同程度地限制。在同一次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是否应一视同仁地给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提供一个工作?”几个选择为：完全同意；基本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基本不同意；完全不同意或不知道。结果，17·3%的人选择“完全同意”；21·2%的人选择“基本同意”，相当多数的人表现出平等主义的倾向。[14]

　　社会转型期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也对人们的思想变化发生重大的影响。由于私有化的推行及经济转轨过程中寻租活动的猖獗，一小部分人利用各种手段将大量国有资产占为已有，形成若干金 融工业寡头。他们控制和垄断一些行业、金融机构、媒体，呼风唤雨，为所欲为，不但造成经济领域里灾难重重，而且严重影响政局的稳定。据资料统计，90年代中期，俄罗斯20%的贫困居民仅占居民货币收入的5·5%，而20%的富人则占46·9%。25%以下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9%以上。到90年代末，俄国内生产总值比10年前下降50%以上。贫富悬殊和经济危机频发，造成商业欺诈、暴力犯罪大幅上升，法律、秩序失控，这一切，人们都归咎于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这种心态无疑有利于对自由主义的贬斥和增强对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认同。

　　从俄罗斯独立到90年代末，叶利钦当上了西方议会民主式的共和国总统，但他身上仍映照着彼得大帝、斯大林等人的影子；俄罗斯实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规则残缺，官商勾结，寡头参政，黑幕重重，遗留着明显的东方痕迹；虽然实行西方式的舆论自由，但大众媒体都掌握在政府和寡头手中，言论自由也是相当有限的。总之，在叶利钦执政年代，不论从亲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急剧衰落，还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动看，传统的“俄罗斯思想”仍然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社会学家卡加尔利茨基说：“共产主义问世的起因是资本主义，而叶利钦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蹩脚的。尝尽赤贫苦头和蒙受社会屈辱的人们当然会投向象征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的怀抱，这一点也不奇怪。”[15]

三、“俄罗斯思想”和普京时代

　　社会转型是一个历史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风平浪静地进行。从一定意义上说，叶利钦时代的大起大落，混沌一片，争论不休，是转型期间失衡、无序的表现，是新旧体制交替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普京接任总统职位，正好为结束混乱和动荡、走上平稳的改革和转型之路提供了契机。

　　两年来，普京的治国方略已大体上可以勾画出一个轮廓。这就是，重塑“俄罗斯思想”，奉行温和、渐进、均衡的路线，实现其“强国之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融合而不是对立，谋求东西方文明的结合。在俄罗斯，多党制和西方议会民主的政体框架、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多元的文化结构已初步建立起来，且不可逆转。但叶利钦时期，俄国社会生活饱受动荡和折磨，各种派别和思潮之间争执不休，许多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久拖不决，大多数人对此已十分厌倦，人心思定。普京上台后，在采取重大措施的时候总是以谋求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为前提，淡化措施本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最明显的事例是，2000年底，在决定国家象征标志的时候，他建议将三色旗和双头鹰作为国旗和国徽，将苏联国歌的旋律作为俄罗斯国歌的旋律，他还建议将红旗作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正式旗帜。普京说：“我想对那些不同意这个决定的人说，请大家不要加剧局势，不要拆桥，不要分裂社会。如果有人认为不能使用苏联时期的标志，那等于说，我们的父母虚度了一生，活得毫无意义。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国历史上有过砸烂一切的时期。如果我们再一次这样做，世人就会说我们是数典忘祖的人。”[16]

　　其二，渐进而不要突变，谋求平稳向前发展。两年来，俄罗斯经济稳中有升。2000年俄经济增长率为7·6%，工业产值增长率为9·5%，农业增长率为3%，这是10年来第一次。工资比上年度增长近20%，全年完税率达82%，10年来首次出现无赤字预算，通货膨胀率也控制在21%以内。2001年俄经济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5%，工业生产增长5·2%。随着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增长幅度为6·5%，平均工资增加20%—21%，全国失业人口从上年的11·1%减少到8·9%。[17]几年来拖欠的工资和养老金全部补发到位。养老金标准有所提高，居民生活条 件得到明显改善。这一切，与叶利钦执政年代形成鲜明的对照。2000年初普京上台伊始，面对叶利钦时期的“激进”改革造成的严重后果，普京表示既要继承叶利钦的改革路线，又要对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他认为，“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对国家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在什么口号下(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内和人民无法接受了。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 应当以在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中一切好的东西为依据，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人民生活恶化，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要求。”[18]正是这种积极稳妥的改革路线使普京执政两年来取得了实效。

　　其三，走自己的路，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普京作为新一代年轻的领导人，历史要求他倡导新思想，开辟新道路。他认为对长达70多年的苏联时期的成就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但“认识不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错误就更大了。”所以，普京坦言：“谁要是不为苏 联的解体感到遗憾，他就没有良心；而谁要是希望恢复苏联，他就没有头脑。”[19]从两年来普京的施政方略看，他的基本主张是在坚持西方式民主政治构架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寻找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中间道路”，即既要坚决抛弃苏联时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俄罗斯不可能成为西方式的国家，必须走自己的改革之路。他说：“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我国是无法进行不付出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的。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验也是没有用的。”只有“将市场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 地结合起来，我们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20]在国内政策上，普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设立7个联邦区，削减地方政权的势力，加强联邦中央权力；对寡头集团，普京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允许其合法经营，不准其干预政治；对久拖未决的车臣问题，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基本平息。在对外政策上，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推行全方位外交，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争取发挥俄罗斯的大国作用。从以上这些言行看，普京正在重塑一个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俄罗斯精神”。他不会抛弃自由主义的某些价值和规则，但必然会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其政治主张中也必然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因素，力图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混合理念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独特的俄罗斯道路。

　　注释：

　　[1][10][11]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页，第242页，第242页。

　　[2]恰达耶夫《箴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笫186页。

　　[3]转引自《俄罗斯强国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载于《俄国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

　　[4]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5]转引自《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上卷)第396页。

　　[6]《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7][12]答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载于1999年11月2日《费加罗报》。

　　[8]俄新社网站2001年7月18日。

　　[9]尼·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涵义》，载于《苏联历史问题》1991年第3—4期。

　　[13]以塞亚·伯林《俄罗斯思想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14]参见《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研究》(英文版)1998年第4期、1999年第1期。

　　[15]转引自2001年11月6日《参考消息》。

　　[16]转引自2000年12月8日《光明日报》。

　　[17]转引自2001年12月31日《文汇报》。

　　[18][20]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引自俄1999年12月30日《独立报》。

　　[19]引自《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普京2000年网站。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文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