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的家长焦虑与缓解

郭羽菲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不但不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还会引起家长的普遍焦虑。“双减”政策的出台或能成为这一问题的“解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双减’政策态度”调查，共有511 043 名家长参与。调查显示，在孩子教育问题上，87.0%受访家长感到焦虑。“双减”政策实施之后，72.7%受访家长表示教育焦虑有所缓解[1]。

但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一位中国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盼。“双减”下学生学业负担的减轻和校外培训的减少，使得大部分家长原有焦虑得以缓解的同时产生了新的焦虑。家长们担心突然松了下来，孩子把握不好学习的力度和节奏，成绩下滑[2]。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内卷”早已成为教育热词，形容一种普遍的恶性竞争局面。电视剧《小欢喜》和《小舍得》又使得教育内卷“火”了一把。学生的学习基本依靠校内，更加深应试之艰难和内卷之严重。若教育内卷愈演愈烈，家长的焦虑问题自然就不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这显然不符合双减政策的初衷。

“双减”政策实施的目的本是一方面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另一方面减少家长的教育和经济压力。然而，家长原有的焦虑在得到缓解的同时，却产生了新的焦虑。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学业负担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3]。从1955 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到21 世纪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减负万里行·第二季”活动的通知》等，“减负”政策层出不穷，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明显的减负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应试教育的存在和高考唯分选人的标准。统一的考试制度、统一的考试试卷，按照不同的地区进行分数的划分，高考分数越高，进入的高等院校就越好。所以，为了孩子在竞争中胜出，过度教育、过度竞争的现象普遍存在，即所谓的“鸡娃”教育现象。刷题和考试成为中小学生的“家常便饭”，考试成绩更是他们进入理想大学的“敲门砖”。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学生就需要多做作业、多练题、多补课，努力提高自己的学业成绩，以争取赢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

长期繁重的学业给中小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双减”政策应运而生。“双减”政策重点落实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减少作业数量，对中小学生的作业时间和难度严格把控；二是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以趣味学习、社区活动、作业指导为主；三是严格审批课外辅导班，禁止其资本化运作，禁止在假期开展学科补习辅导；四是调整上学时间，小学生第一节时间不得早于8:20，初中生最早上课时间不得早于8:00[4]。从这些措施来看，“双减”政策提倡少作业、少练题，少补课，中小学生埋头苦读的时间将大大缩减，甚至可以实现“书包不回家”。

“双减”政策实施后，孩子们的学习任务减少了，学业负担减轻了，这是我国在减负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但作业和培训都是提高考试分数的最有效途径，在强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谁都不应也不敢对分数掉以轻心。因此，应试教育的存在和学生学习任务的减少之间形成一对尖锐的矛盾。

以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父母的期望，然而在当今时代，生娃就要“鸡娃”成为大部分家长的常态。家长加入“鸡娃群”后，卷入更加激烈的教育竞争，他们认为孩子的自我学习能力并不足，因此，常常以阶段化、指标化、计量化的教育方式，进行超前教育和全天候的密集型教养[5]。正如康德认为在教育当中儿童要服从法则的强制，其中“训诫”和“培养”是必须的[6]4-13，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竞争型社会中，学生对学习更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然而，“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既减少了学校的课内任务，也失去家长只能充当课外教师对孩子进行学习监管，就连那些平时“佛系”的家长也变得紧张起来。但是管理不当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所以“一对一”家教应运而生。住家保姆家教、家长自助式家教的出现，在加大学习竞争的同时，还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例如海淀区有家长表示，一些家长，在一些培训机构关闭之后，便通过熟人紧急寻找“一对一”培训，好的老师费用一般是每小时1 000 元，最少的也需要每小时700-800 元，这一价格较此前有一定上涨[7]。

在家长的认知里，学习成绩不好的个体将被时代淘汰。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社会淘汰，因此“双减”政策在他们看来便有些难以接受。“双减”实施后，一方面学校要落实国家政策给学生减负，另一方面学生又要保证学习时间和质量来应对考试，这让家长感到无所适从，从而产生新的焦虑。所以说，很多家长对“双减”政策并不接受，主要原因就是高考的存在[8]。

减负并非一减了之，而是要有提质这一前提。“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切实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既然如此，为什么会与学生“提分”的初衷成为矛盾呢？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高考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革。在内容上，高考主要以文理分科的形式进行。除此之外，综合素质评价更是被多省纳入高考录取档案里，作为评判学生的标准之一。在技术上，命题和阅卷技术也得到提升。国家和各省会成立了专门的命题小组，对各年的高考试卷进行分析和总结，旨在为考生设计出“好试卷”，要求既能体现出对学生认知过程的考查，又能完成对学生思维方式和学习水平的区分。另外，电脑阅卷已经在全国普遍实行，考试报名和高校录取也都可以在网上实现。在考试分数和题型上，高考改革也在不断探索和改进，一方面调整各个科目的分数占比，另一方面考试题型也在不断变化。在考试制度上，专科和本科分开录取，专科生还可以在大三时期通过专升本考试进入本科。

可见，高考改革总的趋势是推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无论高考怎样改革，都是以笔试为主要考试形式，以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从未改变。在内容、技术、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针对的是“考什么”，而“怎么考”却并无明显变化。例如“3+1+2”模式，将学生的高考成绩和自身的学习兴趣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它只是进行了“考什么”的改变，将不同的科目重新组合，以至于出现了学生功利化弃考物理等现象，并没有发挥“科学的科目组合”应有的价值，也不会导致学生备考方式的改变，在对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上也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9]。此外，被很多教育家称赞的英语“一年两考”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摆脱应试。设想一下，一位学生在经历第一场英语考试后，他还会选择参加第二场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无论第一次结果如何，学生都不会放弃可能提高成绩的机会。学生的学习压力并未因考试机会增多而减少，死记硬背单词、套用英语作文模板的应试现象也没有得到缓解。

另外，综合素质评价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我国的综合素质评价主要以档案袋的形式进行，但这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并且也很难以量化的形式结果进行统计和批判[10]。这些技术上存在的不足也使得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在考试中发挥作用，这也是高考改革中“不变”的重要体现。

这些“不变”归根结底都是为分数服务的，不管高考如何进行改革，家长和学生最看重的还是考试成绩。因而，高考改革想要提升的综合素质，在以分数为主的考试制度中难以落到实处。高考本身就存在这一矛盾，“双减”政策的提出又使得综合素质与分数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现在，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太苦太累，办学中的一些做法太短视太功利，更严重的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对的，但又在沿着这条路走，越陷越深，越深越陷。说到底，是立德树人的要求没有完全落实到体制机制上，教育的指挥棒在中小学实际上是考试分数和升学率[11]348-349。高考虽然一直试图解决“唯分数论”的问题，但分数却始终都是高考选才最重要的标准。即使是以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为宗旨的“强基计划”，在录取时高考成绩占比也高达85%，那么学生还是要把重心放到高考上，只有成绩好，才能取得与别人竞争的机会。因此，“强基计划”下高考的指挥棒作用不减小，也就无法真正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不分文理高考也在发挥分数的“指挥棒”作用。刘宝剑曾做过一个关于高中生选择高考科目的调查，通过正反两个问题的调查发现，高中生选择高考选考科目时最在意的是目前成绩，学科兴趣和学好信心也是影响其科目选择的重要因素，但与成绩也密切相关[12]。可见，尽管不分文理的初衷是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现实却与之不符。目前学生根据各种成绩高低来选择高考科目，一个流行的比喻是新高考将以往的科目“套餐”变为了“自助餐”，然而，学生的自主权实质上并未有所增加，而是哪科成绩高就选哪科，因此，“套餐”其实还是“套餐”，只是披上了“自助餐”的外衣而已[13]。可见，重大的高考改革，对分数是相当重视甚至是依赖的。

但是，“双减”政策似乎与高考改革“背道而行”。一个主张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负担，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丰富自己的生活，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另一个却十分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并导致了填鸭式教学，片面重视智育，轻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要求学生不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抓紧学习，任何事情都要排在学习之后。在这种“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家长们普遍产生新的焦虑情绪就不难理解了。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家长的焦虑与应试教育及高考有关。只要有考试存在，就一定会有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不仅是孩子之间的竞争，更是家长之间的较量。当家长受到来自高考和“别人家孩子”的压力时，焦虑情绪自然就产生了。我们不可能避免和消除应试教育，而是要对“应试主义”进行改良。1982 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开展高考研究的通报》，就明确提出要研究“命题、评分怎样考查考生能力”“使用选择题的可能性与范围等课题”[14]167。这就需要从考试入手，让“双减”与高考同步改革。

“双减”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减轻应试教育下的学生学业负担。但是“双减”政策主要是从供给侧出力，要想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需求侧也要与之响应。9月28日，在北京王府学校举行的第六届“新聚合”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中国驻美国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岑建君结合自身经历发表了对教育减负的看法。他认为，落实“双减”政策，一方面需要校内教育保证课堂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做好考试改革，其中高考最为主要[15]。因此，高考改革势在必行。

“双减”政策要想全面落实，家长焦虑要想得到有效缓解，高考改革就要紧跟步伐。除了“考什么”，“怎么考”也是改革的关键。

俗话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高考的命题规律和套路早已广为人知。“不用背单词，包你过雅思”。雅思如此，高考亦是如此，针对高考的补课班和培训班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已经掌握了各种考试的命题技术，整理出了“走捷径”的方法。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满堂灌输、套用解题模板等捷径妨碍了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提升，因而，改革命题技术迫在眉睫。

如2020年高考数学试题，其命题贯彻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设计真实问题情境，突出理性思维，考查关键能力，科学实现高考的选拔功能。其中全国Ⅰ卷理科第21 题学生需要打破常规思路，利用化归与转化的思想进行解答，综合考查了他们的信息整合、推理论证等能力[16]。新高考数学命题则要求达到如下效果：情景结合自然，体现出知识的本质，可以完成对学生思维方式的区分，可以体现出对认识问题的层次。

然而，改革命题技术方面的成功经验还远远不足，命题技术还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才能突破应试技巧。以高考英语为例，英语作文模板已经成为众多考生的“救命稻草”，他们怀着一种“模板在手，成绩我有”的心态，将记叙文、描写文、说明文、看图叙事、应用文等每一种类型的模板各背一篇，考试时只需要将关键词进行替换便可[17]，作文考试转换成了记忆大赛。高考数学的考试题型、知识点占比等命题规律早已被部分一线教师熟练掌握，他们将命题明细表作为复习冲刺期的授课标准，并对可得分的固定步骤进行总结，通过题海战术加强学生的解题方法训练。更有学者对新课程高考理综卷进行研究总结，得出生物试题特点，并呼吁注重应试技巧训练，提升学生解题能力[18]。可见，高考应试技巧比比皆是，学生的学科知识和核心素养能力得不到提升。所以，应加强对命题技术的关注和研究，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创新题目的考查形式，编制出高质量的高考试卷，让学生无法仅根据各类“模板”背题，无法通过“走捷径”而获得高分数，只有这样他们的能力才能在考试中得以体现，高考也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选拔人才。

革新高考命题技术，不但能改善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的现状，使现有的答题模板和解题规律失去效用，而且应试技巧也会失去其用武之地。这样“双减”政策才能真正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家长也不必寄希望于培训机构和“一对一家教”，应试教育也才能更好地与素质教育接轨，家长们的新焦虑自然就会得到有效缓解。

单一的评价模式势必会助长应试的发展，教育内卷也会加剧。长期以来形成的“剧场效应”，在增大学生学习压力的同时，更是令家长发愁。所以无论是改革高考还是消除教育内卷，都需要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一直以来，综合素质评价都是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经过20多年的不断探索，综合素质评价经由早期更多作为课程改革的配套任务转向后来作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学生的综合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也推进了高考改革的进程[19]。但是，目前我国的综合素质评价还存在很多问题：综合素质的内涵不明确，对综合素质评价的意义认识不充分，对综合素质的评价功能定位模糊，实施综合素质评价的相关技术发展不到位等[20]。只要这些问题存在，综合素质评价在高考中就无法落到实处，分数还是会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

现如今，应试教育和高考的存在使得考试代替评价，分数代替能力成为常态。而教育资源短缺，学校教学质量不同，人人都想赢高分、入高校。家长、老师甚至整个社会都是以分数作为评判“好学生”的唯一标准，学生沦为考试的机器，教育“内卷化”日趋严重。而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让综合素质评价真正加入高考，一方面可以满足应试需求，实现教育“育人”目标，改善家长和教师的“唯分数论”。另一方面，还可以为高校招生提供更加丰富、立体、多样化的选拔信息，有助于高校在人才选拔时更加的科学和全面，做到“见分也见人”“比分也比人”[21]，打破唯分选人的标准，追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促进学校教育从“育分”理念向“育分+育人”理念的转变。这样一来，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同时对学生的评价也更加多元，从而避免走向“应试主义”的深渊，教育内卷和“鸡娃”现象也会得到有效改善。

要健全综合素质评价，使其在高考中发挥作用，真正地将高考和综合素质挂起钩来。就要加强人们对综合素质评价的认识，提高国家对综合素质评价研究的重视程度。除此之外，还应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评价体系中来。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构建中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该模型可以从身心健康、思想品德、核心素养、应用能力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大数据的应用一方面节省了评价时间，另一方面评价结果也更加全面和公平。因此，教育管理部门在宏观上需要把握好尺度，紧跟新的教育评价理论，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育评价[22]。这样才能改变以分数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双减”政策下的课后服务也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起到“减负提质”的效果，家长的新焦虑也才能得到有效缓解。

面对“双减”政策，有人欢喜有人忧。通过“双减”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是好事，但如果在减轻“有形”负担的同时，却因为应试教育的存在和高考带来的压力，使部分家长们产生了新的焦虑，甚至由此造成学生们“无形”的负担剧增，则并非我们的初衷所在[23]。因此，要想缓解家长的新焦虑，我们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革新高考命题技术、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为主，逐步改变以往题海战术、套用模板等应试现象，注重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将“育人”与“育分”理念相结合，发挥高考选拔人才的作用，从而实现减负增质的目标，真正促进“双减”政策的落实。

宜宾学院学报202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