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曙光评《长津湖之水门桥》：战斗意志的极致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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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饶曙光

编辑｜刘苏洋

作为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在延续长津湖战役背景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镜头聚焦对巩固抗美援朝作战局面、加快战胜速度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的水门桥战役。

影片一方面借助高科技手段，在营造战争奇观、塑造宏伟场面的同时，对战役细节进行了极致刻画；另一方面，则通过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调，从不同角度、不同个体出发，书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钢铁意志与家国情怀，以此再现了那段充满血与火的光辉历史，致敬了那群以血肉之躯铸就“冰雪长城”的“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们”。

《长津湖之水门桥》剧照

众所周知，如何为观众有效、逼真还原特定的历史场景，是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制需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诚然，这段历史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都可称得上耳熟能详，但要通过影像让观众获得历史的“在场”体验却并非易事。毕竟这需要创作者准确、逼真、有效地还原历史事实，才能与观众的集体记忆实现无缝对接，实现有机“缝合”。

不同于现实题材影片从当下取材的创作方式，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需要处理、还原大量不甚清晰、确定的细节史料。而面对这一纷繁复杂的工作，以往许多影片通常会选择直接挪用历史资料片镜头来向观众传递特定的历史线索和信息，以此降低影片的制片成本和制作难度。但这种表述方式，往往会使观众从影片所营造的“现实”中反复抽离，进而影响其观影体验。

相较之下，《长津湖之水门桥》选择了一种更具难度的表述方式来满足当下观众的观影诉求。影片在创制之初就定下了工业化标准的基调，用现代电影的方式去创作。正如出品人于冬所言：“我们不用任何一个资料片镜头。这意味着，小到一个雪片，大到一场战役的全程，全部都要我们自己来完成。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采用一些省钱的方法……但是，我们想拍摄的是一部现代电影，现代电影需要无限还原真实场景。”

可以看到，影片在宏观层面，并未止于对单一时空、人物的观照，而是将镜头拉升至“全景”，提炼、刻画了包括麦克阿瑟、杜鲁门在内的一批在朝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人物，有效勾勒出了彼时波云诡谲的国际局势；在微观层面，也做到了高度尊重历史事实：

一方面，在道具选取上，向观众具象展现了七九步枪、加兰德步枪、卡宾枪、T6-D、西科斯基H-5等一批特定历史时期的战斗装备；

另一方面，则借助高科技手段，高度还原了水门桥战役志愿军所处的恶劣环境、复杂地形以及独一无二的战争奇观，让观众得以在深刻了解彼时战争动因、敌我差距的基础上，获得撼人心魄的“临场”体验，从而实现历史反思和感官冲击的双重抵达。

正如影片中伍千里看到敌军先进装备时所发出的感慨：“总有一天我们会开上自己的直升机。”这种跨越时代的感召，让观众立即产生跨越时空的“联想”，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观众的爱国情绪。

《长津湖之水门桥》伍千里（吴京饰演）剧照

不同于以往大多数战争题材电影仅将战争奇观作为一种构建吸引力要素，《长津湖之水门桥》在此基础上，还尝试给予观众“痛觉”体验，以此让观众切身体悟战争的残酷性。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认为，情动，源自于身体的感触，表现为情感的连续流变。《长津湖之水门桥》正是以志愿军战士“身体”的特写呈现，作为观众情感调动的切入点。

无论是杨营长被炮弹炸断的手指，还是谈子为被碎石击中的身体，抑或是伍千里被敌军化为灰烬的身躯，无不显示出战争给战士们“身体”造成的创伤。这些镜头有效调动了观众的触觉体验，情感洪流也随之喷涌。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并未止于对战争残酷性的单向呈现，而在其中注入了些许诗意。例如，雪山之巅“日照金山”的场景，让战士们在伤痛之余获得了“家”的慰藉；水门桥战役后飘荡在树梢的红围巾，映射着“七连”不灭的血性精神。

这些诗意影像，不仅能让观众在情绪喷涌之后，得到有效缓冲和放松，实现情感张弛的平衡；也能与残酷影像形成对比，进而凸显影片的主题。

人物形象，是《长津湖之水门桥》表现的重点。不同于传统主旋律电影惯用的“高大全”、“伟光正”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长津湖之水门桥》首先采用了一种“成长”的叙事策略将镜头聚焦影片主人公之一——伍万里，具象展现了其在战争的残酷历练中，从叛逆任性到自觉背负“七连”使命的转变过程。

《长津湖之水门桥》伍万里（易烊千玺饰演）剧照

这使得影片得以将带有规训式意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悄然传递给观众，以此摆脱“说教”色彩。

其次，影片并未刻意凸显人物形象的“战士”身份，而是在叙事功能上将以往单纯英雄化“战士”还原为“普通人”。

可以看到，一方面，影片为不同人物的英勇行为、牺牲壮举构建了合理的逻辑闭环。这个闭环以“七连”战士们的袍泽之情为基础，正如影片中平河怀着愧疚的情绪向伍万里坦白其亲哥牺牲的原因，伍万里非但没有不解、愤怒，反而对其安慰道：“你也是我哥，你们都是我哥！”这种情感，顺着不同人物形象共同的“战士”身份连接至不同连队，最终上升至家国层面。这种由“小”及“大”的行为逻辑刻画，让观众更能切身体会人物英勇行为、牺牲壮举背后的强烈动机。

另一方面，影片在刻画不同人物英勇行为、血性精神的同时，也追溯了其家庭情感线索。例如，伍千里与伍万里的兄弟情、梅生的夫妻情等。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对人物情感线索的塑造和表达，并非许多传统主旋律电影惯用的“泛情化”表达策略，而是呈现出了浓郁的东方色彩。例如，影片中伍千里说：“离开家的时候我娘看着我一句话不说，我知道她不想我走。”这种深植于东方语境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仅使得人物形象更具人格魅力，也更能与本土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在以往同类型影片中，如何平衡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而《长津湖之水门桥》则在上述关系的处理上，做到了有效平衡。

不同于以往同类型影片习惯将镜头聚焦于单一人物，《长津湖之水门桥》塑造了伍千里、伍万里、谈子为、梅生、余从戎、平河、杨营长、何长贵等一批战士形象，现出了一个完整的“集体”关系。

尽管影片对不同战士形象的英勇行为进行了着重刻画，但其行为却始终服膺于“集体”这个内核。正如片中伍千里责备伍万里的莽撞行为时所说：“你飞也得讲究配合。”这种表达，在凸显战士们不惧牺牲的血性精神的同时，也有效呈现出了他们团结一致、相互协作、共克难关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

《长津湖之水门桥》剧照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对战争、暴力场面的呈现并未受制于表层的类型法则，对于和平的向往依然是其核心议题。从伍万里为受伤的俘虏披上棉衣，到“方强、傅丰收、孙勇”等牺牲战士的名字被不断报出，再到影片结尾伍万里悲壮地喊出：“七连，应到157人，实到1人。”这些场景、名字和数字不断提醒观众战争所需付出的惨痛代价，进而使影片具备了战争题材电影应有的战争反思价值。

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殷切希望，而《长津湖之水门桥》便是对这一希望的自觉践行。

作为《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实际上是囿于篇幅关系从《长津湖》的原初构架中拆分而出。但创作团队并未满足于这种原初设定，而是在此基础上，对影片的叙事、表演、视效进行了深度打磨。

据悉，影片不仅每一个人物造型、行为、情感上的设计和实施，都至少做了10轮以上的测试，用上千幅的图纸固定下来，还集合了全球一百多家视效公司为影片的影像画面保驾护航。

这种工匠精神，不仅使得影片在前作的艺术表达和类型范式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效突破，也为主旋律电影的品牌化、续集化乃至“宇宙”化作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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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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