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窑火烧出北方细白瓷神韵

转自：山西晚报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刘岩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临汾霍州窑是北方地区金代、元代瓷器生产的代表性窑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古窑器论》中对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著名瓷窑均有记载，霍州窑即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文物部门根据文献记载在霍州陈村发现了霍州窑址，此后多有学者和民间爱好者来采集瓷片，但一直没有开展过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霍州窑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霍州窑迎来了它被发现近50年来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建立了霍州窑业历史的标尺片段，揭露出金代、元代、明代的窑炉和作坊等制瓷遗存，出土了大量窑具及瓷片标本，古人的精湛制瓷工艺和生活情趣通过这些碎片，一点点地得以展现出来。

　　为何发现近50年才被发掘？古代窑址已被村庄覆盖

　　为什么近50年来都没有科学发掘过霍州窑？答案在于窑址本身保存状况。

　　霍州窑位于霍州市白龙镇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的前缘地带，窑址大部分已被村庄占压。2021年，霍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霍州当地特色文物资源保护工程，开始了对霍州窑的整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202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霍州窑址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霍州窑址开展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

　　“总的来说，霍州窑是被村庄覆盖的一个窑址。”该考古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解释说，在1968年的卫星图片上可以看到，陈村包括周边还是很小的一个范围。经过50多年发展，村庄已经将汾河西岸的台地布满，整个窑址基本上被密密麻麻的现代村庄所覆盖。

　　要进行考古调查谈何容易。一开始有些村民以为考古队是来村里捡瓷片的，对考古工作多加阻挠。“慢慢地得知我们是正规的考古队伍后，村民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从抵触、不欢迎慢慢转变成了理解和主动配合。”刘岩说，这种变化说明了当地村民对历史文化遗存的重视和珍惜。

　　调查工作按照地块最小单元开展，调查组分组入户调查、按地块单独建立档案。2022年五六月份，考古队员踏遍了陈村的沟沟坎坎，对每一个小地块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对40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了调查。调查各类院落、地块等300余处，基本上掌握了陈村窑址分布情况、房屋地块归属等信息，大体了解了窑业遗存堆积性质和分布规律，并对地表可见的遗物进行了采集。调查和勘探工作结合，共计发现了28处的瓷片堆积，确定了不同时期的窑炉13处。

　　对于一个窑址的面貌，过去都是通过调查资料或者博物馆的藏品来认识的，但刘岩始终认为，陶瓷考古还是要通过系统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才能建立起一个窑址的科学编年，并最大程度获知瓷器产品真实而全面的面貌。2022年8月到12月，考古队对霍州窑址的4个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共计发掘300平方米。其中，编号F20的地块是一位郑姓的村民家。老郑在院子里挖掘一个小水窖的时候，挖到了一些瓷片，于是主动找到了考古队，便有了这一处意外的发现。

　　“那时候老郑家正在装修垒院墙，因为院子里发现了窑炉和瓷片，便欣然同意在他家院子里考古了。”刘岩说，老郑的文物保护意识很强，也很积极配合考古队的工作，为了发现更多遗存，老郑甚至同意把刚垒好的院墙都拆了。

　　经过发掘，在这里发现了金代的作坊和元代的三座窑炉。作坊和窑炉都在生土平台上建造。残存的元代窑炉只剩下窑床以下的弧形火膛和土坑竖穴式的通风道。这里出土的遗物以细白瓷为主，也有少量粗白瓷和黑釉瓷，另有匣钵、支顶钵、垫饼等窑具。细白瓷器型有盏、碗、浅盘、盖钵等。装饰以内壁印花为主。

　　发掘期间，老郑一家全力支持考古队的工作，看着一帮年轻的考古队员忙活，老郑一家也常常给队员们端茶倒水。为了尽量减少对老郑一家生活的影响，F20地块在进行科学发掘和提取信息后，做了原地保护性回填。

　　考古过程中发现了哪些惊喜？高超的装烧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霍州窑金元时期细白瓷的纹样题材极具生活情趣。在细白瓷上繁密的印花纹饰中常见的有水波禽鸟纹，可以看到水波涟涟中有几只鹅、鸭或者是水鸟在游弋嬉戏。还有一类是莲花、芦苇、香草香蒲纹，组成了一圈连续的图案。第三类就是人物水波纹，把人物融入水波中，犹如头戴斗笠的渔翁，抑或是站在潮头观潮的文人。

　　“这三类纹饰，我想应该是窑工们对当时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刘岩说。像其他窑口一样，霍州窑的装饰题材也有金元时期人们常见的寓意吉祥的纹样，比如说婴戏莲纹，三个可爱的小婴儿穿梭于莲叶荷花之间；还有攀折花枝的小孩童。此外，还有寓意“富贵有余”的鱼纹题材。碰巧的是，今年是兔年，还发现了兔纹。

　　霍州窑细白瓷的纹饰布局基本上是以6等分、8等分或10等分分栏布局，每一栏盘内都是一个小品，或者是植物或者是动物，有的还有作坊的印记。比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郭窑瓷器”款名的霍州窑印花碗，这次发掘也出土了同样的残片。此外，发掘出土的器物上还新发现“李一造”“郭七”“闫大”等作坊戳记，这些是明显带有商标的标本，也反映出在金代时期商品经济非常发达。

　　霍州窑到了明代仍然在继续烧造。编号为D7的地块清理揭露出一座明代大型马蹄形窑炉和一处窑洞式作坊。结合调查勘探结果，认定这里是一处明代规模较大的制瓷烧造区域。出土遗物以粗白瓷为大宗，另有少量黑釉及零星细白瓷。器型有碗、盘、器盖等，装饰以白地黑(褐)花为主，常见草叶纹、花草纹、松鹤纹、卷云纹、云气纹及“用”字等。

　　霍州窑的细白瓷产品是如何烧造出来的？考古队员总结了两个支烧特点。“第一，我称之为‘擦’出来的装烧空间。”刘岩说，在观察这类细白瓷产品时，会发现器物的内底往往有一个规则的、环形涩圈，这个涩圈是在施釉后趁釉层还没有干的时候，用抹布一类的工具迅速将釉层擦去，露出釉下的胎体，形成的一个规则的环形。同样的器物叠置上去，口朝下烧造，不管是大型的盘还是小型的盏，均采用此类装烧方法。这样，同类的器物上下相叠，紧密接触，最大程度利用了匣钵内的空间，极大地增加了装烧量，这也是霍州窑装烧方法的一个特点。

　　“另一个装烧方法，我称之为‘挤’出来的工艺尖端，实际上这是霍州窑的一个高精尖技术。”刘岩说，从金代开始一直到元代，细白瓷器物的内底出现了一种特别的装烧方式，常常可以看到5个非常小的支烧痕，无论是小的高足杯还是大的浅盘，都采用这类的装烧方法，反过来观察，器物圈足的边缘一周会有5粒小粘钉。

　　以折腹盘为例，在它的圈足沿上残存了一个尖尖的小粘钉，盘内底可以看到有5个非常小的支烧痕迹。小到什么程度，与一颗真实的芝麻相比，它比芝麻的1/3还要小很多，五粒如此之小的接触面，承托瓷坯，由此可见霍州窑工精湛的工艺和高超的装烧技巧。

　　这类小小的粘钉是如何做的呢？

　　“山西地区宋元以来壁画非常发达，我在想它应该是受到了沥粉贴金技法中沥粉技法的影响，也就是将瓷浆、瓷泥浆或者是化妆土浆混合搅拌成浆状，然后放到皮囊类的容器里面，再从金属的尖端挤出这样一粒一粒的小点，共计5颗，待其迅速干燥以后就形成了5个受力点。”刘岩做了这样的推测。

　　挤出5粒粘钉的支烧技法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只不过到了明代霍州窑以生产粗白瓷为主，不需要那样精细的粘钉，所以这类粘钉也就变得比较大了。

　　如何在发掘中保护霍州窑？辅助以更多科技检测并进行原址展示

　　对陈村金元时期瓷窑址发掘，揭露出金代、元代、明代的窑炉和作坊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窑具及瓷片标本，是研究霍州窑烧制历史、工艺技术、生产规模、经济形态等问题的系统性基础资料。霍州窑作为山西地区金元时期生产瓷器的代表性窑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元代，北方地区大部分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其以工艺精湛、造型薄俏的细白瓷制品独领风骚，成为元代手工业门类中陶瓷手工业体系的标志性窑场和杰出代表。

　　中国古代制瓷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行业，想要尽可能完整揭示霍州窑的历史，考古工作上还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来入手。一是，持续开展霍州窑的考古发掘工作，传统考古学辅助以更多的科技检测，来展示霍州窑从创烧、兴盛到衰落的完整瓷业面貌和技术成就。二是，加大对于窑址周边瓷土资源、水运资源的调查，最大程度呈现出霍州窑从生产到流通的脉络，探索霍州窑产品的影响力。

　　窑址保护方面，霍州市政府已经启动了霍州窑的整体保护规划工作，本次系统考古工作为规划编制提供了科学依据。下一步，地方政府将对窑址实施整体保护，并结合考古发掘对反映窑业历史的关键节点和场景进行原址展示。

　　瓷器，是火与土的艺术，是历代传承绵延不绝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代表。霍州窑及其细白瓷所承载的工艺和故事，正从陈村款款走出，流传四方。

山西晚报记者 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