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Key words Chinese linguistics; general linguistics

“2017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八届学术论坛”于7月22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会议的同时，举办了拙著《陈平语言学文选》3卷的新书发布会，对此礼遇我深感荣幸，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届学术论坛的主题定为“本土意识，国际眼光——中国语言学的现状与未来”。商务印书馆周洪波总编嘱我就该主题做一发言。我在他发来的会议主题上加了“过去”一词：“中国语言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什么加这个词？未来到底会怎样，我们谁都没有太大把握。要预判未来，必须对现状有清醒的认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对过去有全面的了解，认清我们如何一步步地走到今天。深刻地理解历史，对指导我们今天的工作以及推动未来的发展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指导与制约：普通语言学对中国语言学建设的影响

我首先要说的是，中国语言学100多年的进步基本上是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与方法指导下取得的。对今天的许多青年人来说，这句话也许是常识，但在过去甚至直到现在，这个观点实际上还是有一定争议的。我认为，这个观点如实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中国语言学界公认的6 位大师——马建忠、高本汉、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和朱德熙——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马氏文通》深受保尔-罗瓦雅尔（Port-Royal）语法传统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有关文献谈得很多，不必在此重复。高本汉20岁出头到中国来从事方言田野调查和其他学术研究，25、26岁写的博士论文，成为指导现代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知道国际音标，而没有国际音标就没有办法准确地记音。高本汉精通这套科学的记音方法，同时，基于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成果，他相信中国汉语方言之间有类似的历史联系。高本汉之所以能够在20多岁做出突出的贡献，完全是受惠于他掌握的源自当时欧洲语言学研究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赵元任先生的汉语方言研究和汉语语法研究深受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他本人也对美国结构主义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代表作《中国话的文法》是遵循美国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中国语文学研究传统撰写的一部专著（Chao 1968）。王力先生留法期间学的是实验语音学，他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参考了Jespersen和Bloomfield等学者的理论（王力 1943）。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全书布局受法国学者Ferdinand Brunot 的启发，在理论架构上借用了Jespersen的一些重要理论概念（吕叔湘1942—1944/1957）。朱德熙先生的结构分析、层次分析深受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他有关“向”的概念则源自欧洲结构主义的相关理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汉语语言学家在受益于同时代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制约。这是时代的局限，是任何国家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马氏文通》“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则是书也，不特可群吾古今同文之心思，将举夫宇下之凡以口舌点画以达其心中之意者，将大群焉。”（马建忠 1898—1899/1983）。虽然马建忠着意探求“华文所独”，但还是常常因为受拉丁文法影响很深而为后人所诟病。其实，这并不是《马氏文通》一家的问题。20世纪初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出现之前，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领域里起主导作用的是17 世纪开始的保尔-罗瓦雅尔语法传统。出版于1660 年的保尔-罗瓦雅尔语法有几个特点，一是其主要目的是用于语言教学，二是深受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认为语法忠实反映人类思维的共同部分，因此具有很高程度的普适性。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想支配下，大家普遍认为，保尔-罗瓦雅尔语法列出的规则不仅适用于拉丁语，而且应该适用于所有语言。400年之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理论就是这种哲学理念的直接传承。保尔-罗瓦雅尔语法的理论思想和语言描写框架对后世影响很深，此后出版的许多语言的语法著作很难完全摆脱这个传统窠臼。这些语法著作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语言教学，兼具描写性和规定性功能。不断有学者和教师指出，这类书中列出的语法规则，同人们的日常语言习惯用法有不少龃龉之处。直至今日，英语国家学校常用的一些语法教本，还是经常受到语言学家的批评，认为某些所谓的语法规则，拘泥于传统教条，不合语言的实际用法。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论以及训诂研究丰富成果的同时，《马氏文通》深受西方保尔-罗瓦雅尔语法传统的影响也是个显然的事实。这种做法的得失损益，大家尽可见仁见智。我要指出的是，这不是《马氏文通》的独特做法，而是许多国家传统语法和教学语法著作中的普遍现象。

《马氏文通》之后直到现在，我们不断呼吁，应该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按汉语的本来面貌描写汉语。其实，这种主张也不是我们汉语语言学家的独创。20世纪美国结构主义在其初创和发展阶段，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口号，就是新大陆的语言学家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按各种语言的本来面貌对它们进行描写，以此有别于旧大陆基于拉丁语的传统研究方法。但是，要描写，一定得有一套描写手段和描写方法。语言学界有个不言而喻的共识，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研究工具，都得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能漫无节制地搞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任意性（ad hoc）太强违反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出于这个动机，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研制了一整套从音位到话语的严谨描写方法，开始主要用于研究英语和美洲印第安语言，随后也用于其他语言，包括汉语。Bloomfield引进短语结构语法，后来被转换生成语法接了过去并用到现在。当时的想法是这套描写方法应该可以用来科学地、客观地描写所有语言，但是，后来发现世界上还有另一类语言，即所谓non-configurational（非构型）语言，或称自由语序语言，短语结构语法作为一种描写方法，很难妥帖地处理这类语言。按各种语言的本来面貌对它进行描写，自然值得语言学家为此努力，问题是如何研制通用的语言描写手段。当初认为，短语结构语法可能最接近这个目标，但语言实证研究发现，以结构组合原则构建的语言描写工具，还是无可避免地受到研制者母语及其熟悉的其他语言的影响，往往并不具备普适功能。既要忠实各种语言的本来面貌，又要满足描写手段的普适性，并不是件容易实现的任务。

汉语研究既受惠于普通语言学的指引、也受后者制约的另一个例子，是赵元任先生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该书共有800多页，从篇幅安排来看，专门讲句子和句法类型的部分只有180页左右，约占全书四分之一。该书重点放在语素、构词和主要词类方面，相关内容占全书四分之三。在句法和词法所占篇幅的比例这个问题上，数十年以后出版的大量汉语语法著作大都同《中国话的文法》一书相反，重点移到了句法。《中国话的文法》最精彩的是词法部分，其观察之全面、深入，其他著作能与之媲美的并不多见。但在句法方面，后人论著超越该书的则不在少数。将这种现象置于20世纪普通语言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来观察，不难找到解释。索绪尔20世纪初创立结构主义理论，标志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在索绪尔和美国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里，研究重点始终是音位、语素和结构，音位学和形态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句法则长期处于研究边缘，直到1950年代末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兴起后才渐渐成为现代语言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作为一部主要反映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之前的美国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特色的汉语语法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凝聚了一位汉语语言学大师的毕生思考，也充分体现了他所处的时代特征。

二、范式转移与常规科学：普通语言学过去60年中的两个发展阶段

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30余年中，是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迅猛发展的阶段，从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到理论、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工具，都发生了范式转移性的巨大变化。以句法研究为例，1955年出版的Henry A. Gleason所著《描述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Deive Linguistics）是这样说的：

句法是词或语素组成形形色色较大结构时所遵循的组织原理，而句法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确定一种分析方法，根据这种方法能够找出任何特定语句的最佳组织方式。另外，这种分析方法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普适性。（Gleason 1955 ：128—132）

约30年以后，关于句法和句法研究，一部最常用的语言学导论著作，Victoria Fromkin 和Robert Rodman 所著《语言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则表述如下：

操一种语言的人能辨识自己语言中合乎语法的句子，并且知道在合乎语法的句子中语素必须遵循的排列方式。所有说话人都能说出或理解无数以前从未说过或听过的句子。他们也能辨别歧义，能够知道哪些句子虽然形式不同，表现的却是相同的意义，并且能够正确无误地识别句子中的语法关系。所有这类知识，以及其他更多的知识，都由语法中的句法规则部分加以说明。（Fromkin & Rodman 1988 ：197）

对比上面的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稍稍领略从句法学的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普通语言学界这30年经历了多么显著的变化。

从1980年代中期到现在，又是30年过去了。同前30年成鲜明对照的是，普通语言学在后30年间并没有多少可以媲美前期的重大进展，基础理论、理论模式、重要概念和分析方法，基本上都在前30年提出来的框架中运转，没有多少令人耳目一新、影响深远的主张或成果出现。举个例子，Chomsky 和Halle1968年所著《英语音系》（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简称SPE）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一直是音系学研究领域里最重要的经典文献。该书主张，词的结构和发音由相关音系规则按照先后顺序一步步运行，最后得出语音形式，这在当时是标准的理论设定和分析方法。1990年代中期之后，优选论（OptimalityTheory）成了流行理论，SPE 音系规则循序运行的理论过时了，主流理论学家设定的是音系规则并行运行，先前的理论除了Halle 等极少数几个人以外，没有多少人会提起。但是，近来的趋势是又将循序运行请了回来，在音系学理论中给它安放了位置。Bernd Heine和Heiko Narrog 2015年所编第2版《牛津语言分析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 2nd Edition）一书，除导论之外共有39章，旨在比较全面地介绍当今有影响的语言分析理论和方法。同30年前相比，最显著的进步主要是通过现代科技带动的语言实验技术所取得的，尤其表现在神经科学和其他生理科学方面。实验科学技术之外的几乎所有语言理论研究领域，包括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无论是理论基础、分析工具还是主要研究课题，几乎都是30年前提出来的东西，最近30年所做的工作大都是在前30年划定的研究范围内精雕细磨，甚至是来回打转，几乎没有什么科学范式意义上的突破性进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最近30 年的语言学体现了所谓常规科学的基本特点。

我（陈平 1987）30年前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学派之间的共识和分歧。去年选编文集时又将该文仔细地读了一遍，当时想，如果该文过时，就不收入文集了。结果发现，文中所讲的主要论点，依然完全适用于当今普通语言学研究现状。30年前的旧文今天并不显得十分落伍，从科学进步的角度来看，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

过去30年语言学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所围绕的根本问题，同前30年基本上是一样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1）从哲学基础上来讲，当代语言学主要学派在基本理念方面的分歧，大多可以归结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之间的对立，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我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简单的介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陈平 2015）。哲学家Whitehead提出过一个有名的论断，说是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研究成果，说到底都为柏拉图的著作作注。“阳光下没有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个时代围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展开的许多论争，往往实质上都是换种方式出现的老问题。

（2）由哲学基础理念的不同衍生出来的分歧涉及语言学研究的许多具体问题。例如：语言的本质特征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哪些是语言能力的独有属性？哪些是其他认知能力，如模仿、记忆、推理等的衍生属性？还有哪些应该归因于人际交往和其他社会因素？这些都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虽然根本哲学分歧依旧，但语言学家围绕这些问题所做的研究，大大地深化了我们对于语言本质特征的认识。

三、普通语言学发展趋势分析

汉语语言学研究深受普通语言学的影响，因此，对于汉语语言学家来说，熟悉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和现状是十分有益的，甚至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简单描述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历史不难，难的是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内在脉络和外部动因。一门学科的发展，主要推动力量一般来说至少来自下面3个方面：

（1）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新领域互为因果，互相促进，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2）所处时代的社会需求，例如，18、19世纪欧洲列强全球抢占殖民地，经商、传教人员去了许多以前少为人知的地方，大大地促进了对其他语言的学术研究；

（3）同时代主流科学、技术、社会和学术思潮的影响。

就语言学来说，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深受当时的生物学影响，语言谱系分类的概念就是从生物学科转借来的；20世纪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受化学影响很大，一些重要概念如“配价”（valency）等，就是直接来自化学。后来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同应用数学领域里的一些研究更是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功能学派的诸多理论和方法则很多是借自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

当前，体现社会需求、代表科技发展最前沿领域的无疑是人工智能，即AI。同以前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一样，人工智能必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我们目前可以说正处在革命性爆发的前夜。同以前不一样的是，自然语言处理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会极大地影响未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在深度、广度和力度方面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催生语言理论和分析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最终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我们现在并不十分清楚，位于这个历史大潮核心的语言学研究最终将走向何方，无人能够做出精准的判断。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似乎可以看到以下几种主要趋势：

（1）现代语言学分析的基本单位向来是语素、短语、句子、话语、段落，常见的研究方法有语素本位、短语本位和句子本位，近来又有所谓的话语本位，所谓本位就是语言研究的基本分析对象。从20世纪初开始的现代语言学研究，词语作为独立的研究单位并没有像音位和句子结构那样受到重视，大家觉得词是比较边缘性的研究成分，大都应该归于词典处理的内容，不属于语言的核心研究对象。研究词的变化和结构等的形态学，或者称词法学，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地位比较微妙，作为研究学科，其独立性不及音位学和句法学。在结构主义时代形态学往往被归为音系学的一部分，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则成为句法学的一部分。随着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研究所造成影响的不断扩大，这种情况预计会有较大的改变，词作为独立的研究单位，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2）语言成分之间有两种最重要的关系，结构关系和依存关系，所有语言理论模式都得研究这两种关系，但处理方式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广义上基本属于同一理论背景的其他模式，如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向来以结构关系为最重要的基础概念，从中衍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以“主语”这个概念为例，它在结构主义理论框架中是个次生概念，由所在句子的结构定义，本身没有独立的地位。句子S 由两个部分组成，S—>NP VP ，VP 是谓语，它前面的NP就是主语。在这样的句子结构关系中，主语是个自明的概念，至于该NP的语义、语用和其他语法功能，同它的定义无直接关系。也许是由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延续至今的逻辑研究的影响，我们似乎将主谓两分作为语言研究的公理来接受。但实际上，这只是诸家理论中的一家之言而已，以美国结构主义为主要代表。许多欧洲语言学家更为重视语言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提出一些以依存关系为基础概念的理论模式，如Tesnière的依存语法（Dependency Grammar）、Hudson 的词语法（Word Grammar），以及美国语言学家Perlmutter 的关系语法（Relational Grammar），等等。这些语言理论模式将主语和宾语作为原生概念看待，是句子初始成分的一部分，也大多不设“谓语”的概念。在人工智能引领的自然语言处理中，依存概念向来使用得十分普遍，可以预期，基于依存概念的语言理论和分析方法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3）过去60年间，句法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领域，这无疑主要是Chomsky思想的巨大影响所致。Chomsky本人始终如一地认为，语言研究主要就是句法研究，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句法理论，这就是所谓的句法中心主义（syntactocentrism）。当然，即使是在主流语言学界，也有许多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如Chomsky 早期的学生，几十年来很有影响力的Jackendoff便直言，Chomsky 的句法中心主义是个科学上的错误（参见Jackendoff 2007）。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巨大的知识库，将所有人物、事件、属性、关系等连接在一起。这个目标的实现，极大地有赖于对语言成分的语义、语用、社会历史因素等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4）过去几十年，统称为所谓“基于用法的理论”（usage-based theory），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该理论（严格地说应该是大同小异的相关理论群），在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上最常用的概念有“频度”（frequency）、“组块”（chunking）、“范畴化”（categorization）、“泛化”（generalization）、“网络”（network）、“推论”（inference making）、“上下文”（context）等。采取这种研究取向的主要是功能语言学家、话语分析研究者和心理语言学家。上述概念同包括语料库语言学在内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中所用的许多核心概念殊途同归，预计在人工智能引领的语言研究新潮流中，基于用法的理论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四、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倡议

作为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工作多年的学者，我们有义务为青年一代语言学家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我建议大家在从事各自研究工作的同时，致力推进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鼓励汉语语言学同其他学科相结合，多多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学科发展一般会经历4 个阶段：起始、成熟、延伸和交叉。常有人说经济学是帝国主义学科，心理学也是帝国主义学科，所谓帝国主义学科，就是它有强烈的扩张性，不断进入原本是其他学科的领域，结果生成一个又一个的交叉学科。其实最有帝国主义学科资格的是语言学。语言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不同学科交接或共同覆盖的领域最有希望产生富于理论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下面是语言研究交叉学科的一些例子：

语言研究与工程技术 语言研究与影视

语言研究与教育 语言研究与商业

语言研究与病理/心理 语言研究与法律

语言研究与社会生活 语言研究与国际关系

二是深入审视汉语研究的百年历史，对我们取得的成绩做出全面的总结。《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2017年7月15号刊登一篇文章《算法王国：中国也许会在AI 与美国并驾齐驱或打败美国》（The algorithm kingdom：China may match or beat America in AI）。作者认为，除了充足的财力支持以外，中国还有两个独特的优势：一是中国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人数众多，七八亿人每日使用手机，日常生成的数据流量之大，世界无其他国家可比，这为人工智能研究提供了巨量的数据库；二是就平均水平来说，中国人数学较好，同时具有语言和翻译研究的悠久传统。我们不禁要问：我们语言研究的悠久传统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个人认为，我们有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小学研究，在现代语言学研究领域里，我们的优良传统主要体现在以马建忠、赵元任、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人的成就为杰出代表、理论指导下对语言事实细密深刻的实证研究。百年来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值得认真回顾，系统总结。澳大利亚语言学家Dixon问过这样一个问题：电影专业的学生，学习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近年来最叫座的电影呢，还是过去一百多年的优秀作品？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语言学研究也是同样道理，我们都是教师，有责任将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Dixon本人身体力行，写了三卷本的《基础语言理论》（Basic Linguistic Theory），2010—2012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体现现代语言学理论最基础、最精华的部分介绍给读者，很值得一读。

有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说是我们取得的实证研究成果，往往被别人拿去构筑自己的理论，似乎我们从事的是为他人作嫁的低端工作，专门研制抽象理论模式才是高端工作。我完全不认同这种观点。首先，不能把实证研究和理论发明对立起来，没有理论指导的语言材料分析，本身是否值得去做，是否能真正做好，很可怀疑。如果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真正做好了，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适价值或语言类型学价值的理论和概念往往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其次，普通语言学领域里有形形色色的理论学派、观点和研究方法。从1960年代起，许多语言学家从事的工作就是对诸家特定理论模式内部的技术问题精雕细磨，反复修改。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常见的情景是，扎扎实实挖掘出来的实证研究成果还在，而大多数热闹一时的理论模式却不见了。有志继承中国优良学术传统的新一代学人，应该打磨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培养与厚重学术传统相称的理论定力。

什么样的语言学研究成果能够最深刻、最本质地体现我们的优良传统？这个问题在目前信息过载、鱼龙混杂的学术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对百年来汉语语言学研究做全面总结，将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介绍给下一代，介绍给国际汉语学界，应该是非常值得我们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既为现在，更为未来。

参考文献

陈平1987/2017 《描写与解释：论现代西方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载陈平《引进·结合·创新——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平2015/2017 《从现代语言学经典论著看语言学论文的写作与发表》，载陈平《引进·结合·创新——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1942—1944/1957 《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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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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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ason, Henry A. Jr. 1955. An Introduction to De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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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endoff, Ray. 2007. Language, Consciousness, Culture: Essays on Mental Structur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作者简介

陈平，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语法、话语分析、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