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响炮》是在“记录时代”，也是在“反抗遗忘”

在上周公布的深圳书城“年度十大好书”入围书目中，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空响炮》与《亡灵》入围。

值得一提的是，《空响炮》是青年写作者王占黑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更是一举摘获了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殊荣。这个自称占黑小伙的90后姑娘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又是如何创作出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呢？

10月27日及11月10日，90后青年作家王占黑做客在南京先锋书店与苏州诚品书店，分别邀请青年评论家李伟长和金理作为嘉宾对谈。让我们跟随现场文字，再一次走进青年作家王占黑的创作世界吧。

抓住创作的线头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占黑，我的豆瓣ID是占黑小伙，所以大家都习惯叫我小伙。

王占黑：我从小在嘉兴长大，大学是在复旦中文系。我的写作其实起步挺晚的，一直到研究生时期才开始写。小说的构思来源于我高中时期一个朦胧的想法，写街道、社区邻里。这个线头埋在那里，等开始写的时候一下就写了很多。

当你吸入太多的时候，是需要去输出的。我选择的输出方式是写小说，在之后三四年我就一直在写，而且非常顺畅。刚开始没有人看，我就“强逼”着身边的几个朋友、大学同学去看，往老师张新颖办公室门缝塞打印好的小说，也不管他看不看。贴在豆瓣上以后，开始有读者自己去看了。也有一些内容发表在“ONE”上，比如《阿明的故事》，或是发一些文学杂志。后来就有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空响炮》，大家看了以后会发现，这里面有些有点像人物习作练习。

属于每个人的城市盆景

我觉得读者在阅读时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进去，那么我书写的这个空间就是属于读者自己的城市盆景。

王占黑：我们在提到城市的时候，会有一种固有观念，城市就是水泥钢筋丛林，城市就是由高楼大厦、写字楼这些空间堆积出来的。在我看来，城市丛林这个概念有另一个相对应的叫法，就是城市盆景。我的这种想法是从看过贾樟柯《山河故人》之前的影片后产生的，他一直在反复拍山西汾阳、大同或者四川的一些地方，当时就觉得他似乎是在做一些中国式的城市盆景给观众看，而且是带有贾樟柯导演自己生活经验的那些“盆景”，通过观看这些城市“盆景”的发展过程，我们会打破一些固有观念，比如大城市总是和现代化、都市感的一面挂钩。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李睿珺导演，他拍过一个大西北的电影，在他还没成名时就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去拍“边缘群体”，拍大西北的农村里的老人，他斩钉截铁地说他拍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最主流的人群，因为中国那么大，农村更是广大的领域，那么多农民都经历着不同的故事，你不能因为他们身处于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就说这是个边缘群体。所以我也想用“他们是主流群体”来回答“我是不是在写底层”这个问题。

当代中国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城市丛林生活空间，我们可以选择更多本地化的、特色的“盆景”，来置入对这个城市的叙事中，这也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考虑到一个问题。我希望我的书写能够给庞杂的城市盆景提供一小处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提供的这个“盆景”其实可以具有一种采样的意义，因为它在整个城市空间中是大量存在的，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经验最接近的一些方面。比如说《空响炮》中，我不会去写一个固定的、带有具体名称的空间，所以也就成为一种可以适用于各个地区的“通用空间”。有的读者看了觉得我的东西似曾相识，我觉得读者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带入进去，那么我书写的这个空间就是属于读者自己的城市盆景。

观察生活的“眼睛”

我所做的就是拼凑出这个人物的形象、话语和姿态、神情，他不会是确切的某个人，而是几十个这样的人的综合。

王占黑：曾有人会问我，你写的是不是非虚构，而有一些朋友给我的阅读反馈说，真像真的。我认为我写的是小说，因为有虚构的成分。非虚构的作品一般都需要进行采访、调查或者访谈过程的。而一些现实的写作素材进入到我的小说里时，并不是以采访记录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往往只是一些记忆碎片和经验图景。我所做的就是以这些碎片为基础，从中调取、拼凑出这个人物的形象、话语和姿态、神情，由此这个人会在我的脑海里“活”起来。他不会是确切的某个人，而是几十个这样的人的综合。这个人可能是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有天南地北的形象，一个非常随机、最后需要拼凑的形象。

至于有些读者说人物“非常真”，我要分享的一点就是对于细节的把握，比如说生活中有很多灵光一现的时刻，很像本雅明说的照片里的灵光时刻，这个灵光时刻不仅可以呈现在图像里，同样可以呈现在文本里。如果能够很好的展现这个灵光，会让它变得更加闪光。所以，这些细节的处理，会让读者更加感到生活的“真”，反应到文本里，这些“真”能够变成闪光的东西。这些细节，需要的是日常生活时的关注和积累，也就是说需要“眼睛”，需要“发现”。

王占黑：在城市里面游走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喜欢自己去发现一些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城市都有很多风景或者说景区，但这些都是人为规定的景点，然后通过售票、排队、网上预约等创造了一种仪式，走完这个流程才会觉得完成了参访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城市生活的行为，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仪式、人为建构景点的观念去掉，那么我们任何一个城市或乡村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一个景点，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拍下的照片都是一份关于这个地方的记录。这里面就有一个“发现”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发现的主体，可以参与到大妈的广场舞和大爷的萨克斯演奏中，你可以把这些都当做是一个“景点”，我觉得这样的游走非常有意思，它可以是一种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行走，更是一种发现城市细节的观看。

金理：《空响炮》这本书传递给读者的首先是一双“眼睛”，读者接收到的是这双“眼睛”观察到的城市、观察到的角落，以及在这些角落生活的人们内心的尊严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而这些角落、这些人以及这些生活状态往往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体验，当我们穿过像外滩、万国建筑群等城市地标之后，会进入一个个衰败的街区，闻到的是煎咸带鱼的味道，听到的是搓麻将的声音，看到的是街口聊天的老头老太，那一刻就觉得时间已经停滞了，瞬间觉得身上的活力都消失了。

然而，王占黑的小说反复描摹的就是这样一种空间，但是在她的眼睛里看到的这些城市角落和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她的小说对普通读者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当你要进入这样的城市丛林时，需要对已有的城市观念进行一种反思，这样就会有一种不断打开这个城市空间的可能，不断刷新你观察这个城市的视角，这也是《空响炮》给我们带来的观念冲击、一种阅读体验。

以克制的方式书写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占黑的小说是在“记录时代”，也是在反抗“遗忘”。

李伟长：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里面也写了很多人，奈保尔说我写的是一些正在被人遗忘的人，如果我不写的话，这些人就真的会被人遗忘，被社会遗忘，所以我用文本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占黑的小说是在“记录时代”，也是在“反抗遗忘”。

张新颖写过一篇文章，《沈从文传统的影响》，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他在文章中提到一个观点，他认为沈从文创造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的概念在西方被称作“影响”。沈从文写作的这个传统，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尊严的，不管是多情的水手，还是普通的船夫，生活里各种各样的普通人，在他心中没有贵贱高低。同样地我们可以看见余华在《活着》中的人物也都是有尊严的，作者非常尊重这些人，这个写作传统可以说就是从沈从文继承来的。

而在王占黑的《空响炮》里，她在面对一个普通人时，哪怕这个人是下岗的、无所事事的、逃票的，还是赌棍、酒鬼，王占黑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他们的尊重，可以反映出这个传统对她的影响。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作者在写身边普通人时，并没有用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眼光，其实“同情”这种情感是很廉价的，但同时又非常蛊惑人心，可以被轻易地释放出来，而这种情感对于一个小说的创作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会喜欢鸡汤，也会恨鸡汤，正是因为它在消费我们廉价的同情。王占黑的小说里不会这样写，她写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人，但这些人混成那样跟时代和社会没有必然联系，他就是那个样子，比如赌棍吴赌的故事。王占黑在呈现这些人物的时候没有可怜他，也没有抱怨他，就直接“呈现”出来，这就需要写作者有一种书写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