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碎山水间：文艺中产的“大理梦”是怎样幻灭的

2017年03月16日 11:17:29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郭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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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曾经是一些人的天堂，如同制造出的桃花源，容纳了大批从拥挤的一线城市中逃来的人。如今，大理变得像个“围城”，还有更多的人想来，但里面的人开始想走。

导语：“大理丧失了最初的包容，变得小里小气狡猾世故了起来”。2017年2月初，移居大理的民谣音乐人周云蓬，发布文章，《讲讲大理的坏话》，历数大理从安静恬淡变得喧嚣沸腾的症状。

它曾经是一些人的天堂，如同制造出的桃花源，容纳了大批从拥挤的一线城市中逃来的人。如今，大理变得像个“围城”，还有更多的人想来，但里面的人开始想走。(文/图：郭睿)

2015年，大理的文化人搞了个自己的春晚图：七个作家《讲讲大理的坏话》

K猫带着8岁的女儿从大理搬去了泰国清迈，告别了猫猫果学校。“环境难民来大理，教育难民去国外”是她的“名言”。四年前，她抛弃了北京的生活，为了孩子的教育，搬到了大理。

2015年11月搬来的宽宽，如今在为两岁的女儿挑选幼儿园，在猫猫果和云朵之间纠结。她写的文章《卖掉北京的房子搬到大理之后》一夜之间刷屏朋友圈，阅读量超过四百万。宽宽眼中，十年前来大理的那拨人，赶上了大理最好的时候，人迹萧疏同时文化多元。大理现在闹腾了许多，但相比其它城市，仍是一方“净土”。

这里有无数从一线城市移居来此的“中产阶级”，在此安家，被称为“新大理人”，2010年，大理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为61万人。2013年末，官方的统计数据为大理常住人口有65.93万人，到2016年底，当地人中流传的数据是80万。

大理州的山区面积占到国土面积的93.4%，狭长而拥挤，两侧苍山中间的竖条平地，沿着西北-东南走向的洱海，有着得天独厚的环境。这里海拔适中，依山傍水，夏天凉爽湿润，冬天温暖干燥，十一、二月为风季，夜晚常常刮起大风，扩散条件好，一年四季空气指数优良。大理古城海拔2052米，高度适中。丽江旅游名气在“艳遇”、“古城保护费”、“宰客”标签的冲击下，逐渐没落，来大理的旅游人数扶摇直上，移居的人也越来越多。

野夫、周云蓬等是一种类型。野夫从2006年来大理，觉得山水好，风水好，“像太极”。他举例大理宗教包容，各种宗教都能找到身影，体现了对外来人的包容。周云蓬在大理录出了他的《四月旧州》，与在北京录出的《中国孩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

他们都聚集在大理古城附近的一处小区。除了诗人、作家、画家等文化人士，也有不少逃离北上广的新移民。像K猫这样，带着孩子来追寻理想学校的教育难民是一例，而宽宽，则纯粹是带着孩子躲雾霾。刚刚搬到大理三年的徐建军，则是逃离了十年的NGO工作，

然而大理未必适合所有人，更多的人涌向这里，也有人离开。留下的人，也开始观望。

洱海边卖鸟食的本地人郭睿摄

“礼失，求诸野”

野夫来得早，2006年，告别北京的世俗热闹，离了婚，公司送了人。打定主意离世隐居，第一站选了大理。起初住在苍山边的院子，后搬到古城边，再也不搬了。苍山脚下的院子，月租五百元，开满了三角梅，时不时聚拢漂在大理的文艺青年或中年。缺钱时，写剧本谋生。手上从容，开始写自己的前半生经历。从被土改血洗的家族史，到“江上的母亲”，再到狱中的江湖人，困苦狠历，自由放荡，语言是恢复了母语的畅达。很难想象，这些文字是在大理这般轻柔明快的环境中写就。

野夫在大理 图：凤凰文化《春天读诗》

偏安大理，野夫细细密密写自己前半生的交游，以及鄂西祖上的故事。选择迁居，自然不乏因为湖北利川老家的困顿，和北京奋斗之后的失望。柴静把这种生活描述为，“礼失，求诸野”。

八十年代，大理被列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市，接待外国人，为国家赚取外汇，来访的外国人却受到诸多限制，只能住在“第二招待所”，周围饭店咖啡馆逐渐兴起，造就了古城内的“洋人街”，西方嬉皮士常驻足于此。后来洋人街成为著名景点，摆摊卖唱的背包客散漫不经，游客不绝如缕，大理古城也变成了白族旧民居和嬉皮文化的交汇地。尽管，“洋人街”的原名是“护国路”，来自民国初年云南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护国。

1996年丽江大地震，使得丽江名声大噪。除了灾后重建物资涌入，丽江在国内外的曝光度突然增加，震火了旅游业。昆（明）-大（理）-丽（江）线，在丽江的映衬之下，大理显得沉寂。到了近年，丽江因强收古城保护费，游客常被宰被“劫”而声名下降。2014年1至11月，大理州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2498.8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为286亿元。而丽江的同年数据为1730万人。大理已反超丽江数个身位。

“苍山的落日，洱海的波光粼粼”带给张扬震撼，他拍出了《生活在别处》，旨在呈现大理的恬淡高远，还有充满创造力。著名画家叶永青的“大理下午茶”，艺术家们折腾的“大理春晚”，各种话剧诗歌节音乐会，均是大理雅俗有致的文化名片。2014年上映的大热影片《心花路放》，取景大理，艳遇疗伤又通往幸福之路，充满了外界对大理的美好想象，更是增添了诱人魅惑的标签。

由于经常在微博和公开言论中对大理表达赞美，赵青、野夫这样的艺术家和创作者，为大理凝聚了更多的人气，他们自身也成为大理的名片。加上大理的优良环境，苍山洱海自在风景，古城的自由散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背包客“大漂族”来来往往，常住此地的移居者越来越多。

K猫是来2012年到2013年搬来那一拨，2013年下定决心，卖掉北京的房子，在大理全款买了房。为了女儿小米能接受更好更自由的教育。她自己总结，大理吸引人的是三个方面，气候环境，教育，文化。

徐振军的妻子在丽江长大，经历了丽江现状与儿时记忆的巨大落差之后，丽江并未成为他们夫妇移居的目标。在西双版纳与大理之间，他们选择了大理。尽管在西双版纳山上种茶也是个诱人的选择，但无法兼顾孩子教育。2013年，徐建军与妻子作出决定，卖了昆明的房子，在大理古城外租下一处院子，开起客栈。搬来的导火索是再也不能忍受昆明的堵车，每天上班经过的一公里路口能堵上半小时。彼时正值仇和主政昆明，大拆大建的影响显现。

宽宽则是在2015年11月，第一次重度雾霾，遮天蔽日，终于觉得无法再忍受，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先于老公离开北京，到了大理。“大人怎么样都好说，有了孩子真的不一样”。无法忍受让孩子呼吸一丝一毫污浊的空气。

去大理也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从2013年开始，宽宽和老公有意识地南下考察，选一个逃离的去处，从珠海杭州到大理，到了当地便自驾开车，用直观感受做选择。因为不喜欢潮湿，宽宽和老公都是“爽快的人”，中意海拔最高的大理。

宽宽的老家在山西大同，被问起老家环境，她回答，因为煤矿已经衰落了，其实一年300多天都是蓝天。那为什么不回去呢？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去呢？为什么不回你的老家呢？所有人都明白，“我们在老家已经失掉了自己的支持网络”，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还联系的寥寥无几，在老家，难有畅快聊天的人。故土不再成为牵绊，那不如来大理吧，如果这里可以寻找到一个支持网络，有共同价值观和兴趣爱好的人，构成熟悉的社群，“为什么不呢”。大理虽不大，有若干这样的小社区。

2015年10月尹婷婷从北京来到大理，做起了自然教育的机构。 她称自己是毕业后“潇洒了十年”，游山玩水，一直在做喜欢的工作。在国际环保机构工作，理想又体面，保护山林，耐心地教山上的村民改变不环保的烧火方式，工作能看到对环境直接的影响，充满意义。

作为未婚未育的80后女生，母亲心心念念焦灼不安的自然只有一件事，什么时候结婚。之前母亲去北京看她，一周之内，既领教了沙尘暴，又体验了雾霾，千里迢迢从云南赶到北京的母亲，忧虑雪上加霜，催促她赶紧离开北京。尹婷婷终于不想再忍受只有加班没时间谈恋爱的工作，辞职来了大理，离老家德宏不远。为婚事忧心的母亲也稍稍放心，仿佛看到了曙光。

到了大理的尹婷婷，和环保机构的前同事，一起做自然教育、自然观察的项目，既是商业模式，也能带孩子们快乐地出去玩，大人也充分参与。

她觉得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除了房子的事情还没搞定。

大理古城一隅

理想主义社区探索

除了“文化人”，也有“生活者”。大理聚集着一群像K猫、宽宽这样从大城市带着孩子来的新移民，共同特征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海内外著名高校的硕士学位者，不在少数。慕名大理的包容文化与新式教育探索而来，组建起了不少家长社群为中心的自办学校，民间教育种类纷繁，“山头”林立，已经结束的苍山学堂是例子，华德福是例子，猫猫果也是例子，不一而足。

华德福的理念来自德国，近百年历史，有现成的教材与可参照的的人智学系统，强调人的身心灵发展，全国各地遍布着华德福系统的私立学校。

猫猫果是新移民社区发起，一切由家长自发探索，比如没有惯常的作业和成绩导向的考试，期末对孩子的考试，是去城市独立生活一天，或去田野间徒步行走，路上考察孩子对自然的知识。

也有相当多的家长让孩子“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大理的若干亲子游学客栈为他们提供了空间，家长们一起给孩子开办木工、布艺、陶艺、瑜伽、搏击、声乐等课程，自2010年开始，“在家教育联盟”每年都召开年会。大理成为新式教育基地，早已名声在外。

“这些能够真正投身新教育实践的人，无论成败，都是已经走在自我救赎道路上的勇士。”大理猫猫果儿幼儿社区负责人陈钢曾表示。

一些新移民自称“五月花号”，最早出处已不可考。偶尔被人开玩笑地提起，象征着城市来的中产精英群体对美好新大陆的扬帆探索，甚或，“殖民”。他们只需要享受大理天然的清新空气与明媚阳光，不需要和本土事物发生太多联系。

这些学校之间往来并不多，家长选了自己的社区，便各玩各的。“搞教育的都是有自己的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彼此之间不能相融的，见面能客客气气已经算不错了。”孩子在银桥镇华德福上学的徐建军表示没什么大不了。

每年临近过年的时候，猫猫果社区都有大party，家长和孩子自己带吃的来，有节目表演，先是孩子的后是家长，大人与小孩一起玩，孩子并非整整齐齐排练无数遍要求不出错的状态，却是一样认真，尽心扮演各种动物，表达鸡年到来的乐趣。

没有人穿特别“正式”的衣服，棉麻风衣，唐装，休闲服，看起来是一帮文艺中年的聚会。也有年迈父母出现，帮忙照看四处玩闹的孩子。

家长们的节目，有山寨版《功夫》电影里的九龙城寨，以自家住的山水间小区常停水来开玩笑，再度cosplay白娘子许仙，也脱不开缭绕大半个中国的话题，雾霾。尽管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大理，家长们依然创作了因PM超过3000而晕倒在“北京一日游”的桥段。

台词中，不乏嘲讽大理，要收你们这些外地人的“观山费、看海费、古城保护费、呼吸费”等等，暗喻外来者与当地的潜在矛盾。除了地点在看起来没有雾霾困扰和大城市病的西南小城，派对表面和城市中产社区的聚会并无不同。大人和孩子，在高原的阳光照射下，脸上洋溢着专注和放松。

猫猫果已经发展到一百个左右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高年级。再往后的路，并不确定。校长陈钢的野心更为蓬勃，除了学校教育，更是以家长社群构成的自组织，社区委员会和家长委员会为目标，力图建造公民社会雏形。

猫猫果并没有刻意保持低调，社交媒体及主流媒体均能看到它的身影。猫猫果对家长和孩子都有遴选，采取会员制。新的家长孩子进来，至少需要两名猫猫果内的家长推荐才可以。一百个孩子已经不是少数，身在其中的家长不希望它再扩大。所谓的学校，老师，家长三方共建，这其中不是没有矛盾。究竟谁来决定，谁有投票权。

生活在北京时，K猫为女儿找过无数个学校，费尽心力，把女儿送到了北五环的夏山幼儿园，英国的办学理念，女儿也开心，她也乐于付出每个月四千多块钱的学费，和每天单程一个多小时的地铁通勤，奔波于北五环和工作的金融街之间。美中不足的是，幼儿园自然环境不好，一周有一天要去奥林匹克公园，用公共资源来教学，担心女儿穿梭马路的安危，K猫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大理，充足的户外空间和优良气候，促使她辞职卖房，带着女儿飞来。

而在猫猫果社群生活四年后，K猫却困惑于一个在她看来不具备可行性也不妥善的教学方案得以通过。校长、老师、家长之间决定权不明晰，未来方向不确定，也是促使K猫决定离开猫猫果的原因。她愿意为女儿的教育和成长付出一切精力。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大理的新式教育探索，2010年10月，北京来的陈阵在天涯社区发帖《逃离北上广，爱大理更爱双廊》，这位前新华社记者在苍山半山腰创办了苍山学堂，和萧望野在同年9月创办的那美学校并驾齐驱，成为大理新教育的起点。至2013年初，苍山学堂被迫搬迁后，只剩下两三个孩子，跟着陈阵从东南亚游学归来。

那美学校最终也关停，从那美学校“叛逃”出的一拨家长创办的内明学堂，强调“家长自助式的共建型教育社区”，最终也因为财务分摊、话语权等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陷入困境。在双廊开客栈、办学堂的陈阵已经移居京都，遭遇当地村民撕毁合同的纠纷后，矛盾终究无法调和。客栈留在双廊，人搬到了国外。

这些外来人与在地的矛盾，新移民的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大理的日常中，时时涌动。

猫猫果社区游戏

工地化、客栈化

宽宽起先住在古城的客栈，后来租了房子，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看房买房，最后在山水间定下了一套。卖掉北京的房子后，赶上2016年春夏的大涨，最后过完户，相当于损失了两百万。这些，她写进了《卖掉北京的房子搬去大理后》文章，一夜刷屏，引发“北京or大理”的热烈讨论。

损失两百万，对宽宽来说，并不是值得捶胸顿足的事情。她觉得，在大理的清澈空气中醒来，“每天都是福报”。每天早上起床，为孩子准备早餐多了很多选择，不需要去商店，可以在小区里为孩子买面包，就是邻居做的，看得到原材料，不用出社区就能搞定宽宽。一到大理，被拉入了无数个聊天群。专注于具体而微的，缓慢的生活，是北京没有的节奏，“大理像个筛子，筛掉不一样的人”。

在她写出爆款文章之前，公众号已经得到了著名财经人士吴晓波的投资，而移居大理的文章为公众号带来十几万的涨粉。自媒体的工作并不影响搬家之后的收入。女儿在蓝天白云下蹦跳玩耍，不用忍受城市幼儿园的塑胶气味，让人放心。“宽宽”这个名字，也是带女儿在小区里玩耍时，看到天空开阔高远，一时飘入脑海。

买房仍是个无法被忽略的话题。不止北京深圳的房价在涨，大理也在涨。2016年，炒房客继续攻城略地，并未放过大理，加上被雾霾驱赶而来的人，漫天的紧迫感，一同造就了地产的良机。

尹婷婷租住朋友家的房子，朋友在2016年的夏天告诉她要卖房，即将被迫搬家的她意识到应该买房，此时大理的房价已经涨了一轮。看房看了半年之后，还是没有定下来。房价频频上涨，一周一个价，焦虑感蔓延，似乎和北上广没有本质区别。在一线城市房价的收割下，大理的房价依然让人产生惊艳之感。作为公认最好也是最贵的小区，山水间在2016年末，均价为一万五左右，是09年的三倍。一期二期为七十年产权的住宅，最高仅四层，复式、平层一房难求，联排别墅较为充足，三期为四十年产权的公寓，商住用地，颇受青睐。

大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则少在山水间置业，多聚集于下关市区，古城附近也有，房价倒是不高，均价五六千元，均为密集的高层，不够“文艺”，也并无大理特色的安逸感。

2017年元旦后，山水间二期一套105平米的复式房，挂出后一周，被北京来的买主168万全款买下。租住在这房子里的一户美国夫妇，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先后辗转，从南到北，从重庆到天津，最后选择定居于大理。大理当地的中介也表示了对当下形式的惊讶，从业多年，冬季素来是淡季，而这两年的冬天，热度陡升。

山水间小区位于古城附近，洱海西畔，紧挨大理大学，生活方便，远远眺望海景。开发此处的地产商以景观擅长，各处楼栋的命名颇为雅致，布谷、画眉、杜鹃、金翅等动植物为主，走在上坡下坡的小区中，隐有漫步山林之感。

以前少有人去海东，洱海东侧的山体呈黄褐色，不如海西葱翠，看起来“荒凉”。当地人说，“前世不修，生在海东”，海东艰苦，草木不易活。如今山体上密密的联排别墅，空旷看不出有人入住的海景洋房。双廊成为大热之地，连带着海东附近的挖色镇等村镇也发展起来，随处可见海景客栈，和正在施工的现场。工地化、客栈化，是一眼能看出的大理现状。

以“苍海一墅”为名的旅游地产，于2017年1月中旬开盘，开盘时五证不全，只有模型，主推的小型四合院，名为“大理的小院子”，一个小时内售罄。

大理一处旅游地产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山水间小区被人开玩笑地称为“大理州北京市”。住在这里的新移民基本不需要和本地人打交道，也不在乎喜洲粑粑卖给外地人的价格比本地人高两块，周边菜市卖给外地人的价格也略高，除非是常买的熟客。

数个出租车司机频繁抱怨，现在比以前累，收入却降到了三四千块，“以前收入五六千没问题”，且不论滴滴的影响，路边的黑车愈发增多，而政府并不管。也不乏有的出租车司机生财有道，熟谙洗浴中心的黄金时间，客人出手慷慨，商家亦有提成，算准火车到站时间，从火车站拉客到古城，也有旅行社和客栈的“回扣”，月入过万依然可能。当然，这与出租房屋给外地人开酒店便年入百万房租，开滴滴纯属消磨时间及戒赌的本地“土豪”，又是天壤之别。

研究“大漂族”的学者高瑜将菜价不一、出租车司机的牢骚理解为本地人的某种“怨恨”，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从现代性中获益”。除了拥有临洱海土地或者古城房产的土著，普通村民仍要面临越来越多资本挤压的不安感。元旦后来大理游玩的上海人王海，因为把租来的车停在了巷子里，不慎堵住了一户人家的路，影响了男主人牵马车出行，愤怒的男主人把马栓在路口，咒骂了二十多分钟，作为外地人的王海不得已，托朋友找当地邻居来劝解。“熟人社会”的原则还是奏效了，五六十岁的男主人气冲冲地牵马离开。

高瑜来自台湾，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新大理人的民族志研究，在北大读完博士后，到大理大学找到教职。她依然建议同行，不要仅仅为了空气和自然环境搬来大理，要考虑学术资源。她把乌托邦生活描述为，“那只是一种幻觉，各自的幻觉幻想，人们没有真实的力量去改变（原本的环境）。你只是在逃，能逃到一个生活、物价，各方面环境资源舒适，物价又低的地方，过着自己小家碧玉的生活。”

野夫曾说，“古城原来的萧索感、颓废感，那种安静，现在变成了摆满摊铺，喧闹，没办法，你挡不住。”

这种摆摊也和以前不同。起初的摆摊，是一种“地摊文化”，充满创意、散漫的波西米亚气质，摊主不为赚钱，重要的是有趣、独特。2012年，人民路曾禁止摆摊，有摊主上书州长，阐述了人民路“文化地摊”的由来和理念，得到上级单位支持后，摆摊得以延续。2014年，随着外来客越来越多，“拉萨帮”“海南帮”的涌入，人民路地摊充满了义务批发小商品以及对店内原创的盗版，变成了“大型夜市”，人挤人，几乎失序，付了高昂租金的店主们不满又无可奈何。2014年九月底，人民路管理单位发布公告，对人民路中段黄金摊位进行招租，引发“众怒”。一对情侣摆摊遭城管驱离和暴打，让抗议收租的情绪，演变为近百人参与的游行事件。这是摊主对城管，店主对摊主的矛盾爆发。游行之后却是不了了之，空间的争夺没有结果，大理的地摊文化告一段落。

音乐人欢庆于2003年移居大理，曾制作出旅居大理音乐人为主题的民谣专辑《乐大理》，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大理现在不像大理了，更商业化了。“本来大理跟丽江不同，就是因为古城里面住着居民。现在游客和外来人多于居民。”欢庆被问及，“想过离开吗”？他回答，“早就想走了，但是走不掉。气侯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人的社会关系也是，找不到这么好的。”

十一年前，野夫呼朋唤友来到西南一隅小城，在此专心创作，为大理的文化标签增色不少。起初，地方政府表示礼遇，在新闻发布会也以野夫等文化人举例，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自由，甚至近似于“无政府状态”。

除了喧闹，想象中的，原本有过的自由开始飘离。最近一年多来，野夫和朋友组织的各种活动屡屡被叫停，包括在山水间小区的话剧演出、音乐会等等。这些活动原本不仅受移居于此的朋友欢迎，在本地居民中也有很高人气，来个几百人都是常事。由潘洗尘发起、野夫等创作者参与的“天问”诗歌节，原计划2017年3月中旬举办，在2月底得到有关部门的消息，不能办。野夫坚信自己做的都是纯艺术的活动，“安分守己”，但也理解地方政府的难处，如今受到裁制和管控，“时局是这样”，没办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不只是大理在地的常规活动，临时借地的活动，也不那么自由。2016年底，大理还有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活动，“陆上行舟”影展，发起人之一是电影导演、策展人黄香，在北京越来越难做的独立影展，机缘巧合，搬到大理去。临时拉起的策划团队非常期待，十天的紧急筹备，场地、物料、片子、到场的导演将将落定，却因大理合作客栈公开发布消息，引来有关部门叫停。最后的结果，是影展临时搬到丽江古城，以不公开形式办完了这场活动。

期待落空的黄香，原本以为大理会自如一些，却发现各地处境都是大同小异，“所谓世外桃源，就是个催眠的幻觉，给逃避者自己一个近乎完美的借口”。而现实经不起触碰，太容易“原形毕露”。

再度逃离

野夫即使是常驻大理，依然是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不知道自己三天后的行程。去年冬天还点烛收徒，在关公像前接受朋友孩子的跪拜，他称为“易子而教”，也是“民间教育”一种，打算在大理这个住处，要把自己的一门学问手艺延续下去。他曾专为人民路写过一篇文字，记述隐于巷陌的江湖人，如今，野夫自己却很少去古城，没事一般不去。连原本只做提前预定、不给餐单的香港朋友阿坑，也开始兼卖西点咖啡，成本高了，“养家糊口嘛”。

手脚逐渐束缚，野夫也计划离开大理，尽管他从没有过移民打算，甚至原本已经计划好了大理作为自己的“埋骨之地”，最终还是待不住了。要么放弃公共性的、社区性的活动，要么离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周云蓬也忍不住写文章发牢骚，“讲讲大理的坏话”，包括自己在内的文艺分子，招来了更多的人，古城快变成王府井，外地本地矛盾重重，物价飞涨，再也不能“悠闲平和烤太阳”，特立独行自在好玩的人濒临消失，复制粘贴的客栈商铺此起彼伏，洋人街上不见洋人，台湾村里没了台湾人，“大理丧失了最初的包容，变得小里小气狡猾世故了起来”。外人看来，周云蓬如果不是对大理感情深厚，又何必写一篇文章动干戈，看得出眷恋。周云蓬的语气，既是吐槽，也透着一丝护短的念旧。

K猫的朋友还在观望，K猫已经选择了离开大理，女儿在猫猫果就读幼儿园至小学，将近四年，最终并未能在大理找到适应自己的新式教育，她带着孩子去了清迈，上了一所国际学校。K猫非常认同美国的主流教育方式，但觉得，美国太远，不希望和国内的父母有那么久的时差，更重要的是，孩子在亚洲人的环境里，压力没那么大。

宽宽也在计划，等孩子上中学的年纪，不排除带她回到一线城市的可能。她的朋友里，带孩子在大理上完小学，初中回到上海，也适应得很好。

很多人来了又走，待不住，K猫说大理有不少这样的人，有的人是太有钱了，太多资产要处理，“在大理静不下来”。相对中产的，在大理比较容易建立稳定的生活。

K猫刚来大理半年的时候，交到的朋友比过去五年交到的朋友都多。曾经在金融街投行工作的年轻母亲，已经没有了大城市里的“杀伐决断”气质。但她依然对“统治”保持警惕，房子过户之后，宽带之类的费用还是原房主的名字，K猫并没有更改，希望自己的信息登记得越少越好，“不希望一切被监控”。这是多数猫猫果社区家长的想法。在一次关于学校课程规划的讨论中，有人说要意见一致，有的家长表示反对，直说，“统一意见就是强奸”。

居住的小环境再美好，无法忽视的是，洱海的自然环境在恶化，已是肉眼可见的事实。2017年元旦，一年最冷的季节，洱海才村码头能看到大片黑黑的漂浮物，蓝藻浮萍滋生在堤坝附近。虽然在堤坝附近驻足的，往往是游客。新移民对洱海风景已见惯，反倒不常来。

据新华网2017年1月份报道，大理白族自治州正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保护这颗高原明珠。“近年来，洱海水质总体在Ⅱ至Ⅲ类之间波动。2016年洱海水质总体为Ⅲ类，其中1至4月和12月为Ⅱ类，5至11月为Ⅲ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王欣泽在大理多年从事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的观测，如是告诉媒体。

从双廊离开的陈阵最在意的也是大理的环境污染，一想到大理的自来水是受污染的洱海水，便对街上的美食有了心理阴影。但是大理的气候确实举世无双，他计划把世界走遍，“或许最终回到大理定居”。

逃到大理的新移民，面对的是所有人都对雾霾、环境破坏无可奈何的现实。放眼望去，最激烈的对抗是法律手段。2016年12月初，在河南，90后男生孙洪彬起诉郑州市政府，要求赔偿其在郑州出差期间遇上雾霾而购买口罩的费用。12月底，因雾霾爆表，余文生、程海、卢廷阁、李威达、马卫等律师起诉京津冀政府，要求确认三地政府不正确履行空气污染的防治责任违法，并赔偿原告的防霾口罩费用和精神损失。2017年1月初，在湖北，三峡大学男生刘启爽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环保部、教育部、北京市政府等六政府部门，向民众公开在购置空气净化设备方面的费用等信息。如果把家长们去自己所在城市的各个公共空间，测量空气指数并上传网络也算上，这就是中国人仅能做的抗争了。

移居大理的中产者，不乏当年在成都抱着孩子去街头散步，抗议彭州石化项目，仍无果，之后选择移居大理，躲避成都越来越差的空气。徐振军更激烈一些，在他看来，避于大理的环境难民和教育难民，包括他自己，都是失败者，买空气净化器这件事本身便是失败者的表现，人们无法参与更多的环境抗议运动，只能承受这后果，逃离不意味着英勇，哪怕是为了孩子。

除了水污染，还有水缺乏。根据目前政府规划，苍山所有溪流将逐步截流到自来水厂，再由自来水厂统一净化，分配到各家各户。而苍山十八溪，有几条已经看不到水。无论是外地人或者本地人，似乎难以介入大理的环境改善，还处在享受“奢侈的蓝天白云”，或努力挣钱的状态。理想主义与机会主义并存。

尹婷婷一直和朋友提起，在古城墙前情绪起伏的一天。她带着孩子们去羊苴咩古城外做自然观察，向大家讲述大理古国的千年历史，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在西南风土历史中。穿过城墙，回头来看，却是因修建苍山景观大道而被挖开的墙体，城墙背面大半已被破坏，古城风貌不再，像个巨大的伤口。有的孩子几乎哭了出来，“我们能做什么呢”，所有人都不说话，空气沉默了。

（文中K猫、宽宽为受访者网名）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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