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袁辉：水平主义对凯恩斯货币思想的重构及其政策启示

凯恩斯一生都在努力挣脱哺育其成长、当时被视为正统的货币数量论的束缚，“货币三部曲”很好地反映了他的这一心路历程:如果说《货币改革论》的基础仍然是数量论，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明确表达出货币数量内生的观点，但却又陷入了用维克塞尔货币的方式来描述货币体系动力规律的古典逻辑，其中自然利率扮演着引力中心的重要角色；《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简‘《通论》）抛弃了自然利率概念，并试图发展出替代《货币论》理论部分的一般理论，然而货币数量由中央银行外生给定的假设，和略去不论的货币在技术方面的细节，无疑又给“生产的货币理论”图景带来缺憾；在与俄林（Ohlin)、罗伯特森(Robertson)等可贷资金理论支持者的争论中，通过引入融资动机和银行权力，凯恩斯复活了货币创造和货币内生的思想，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货币分析框架。因此，要从凯恩斯那里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货币理论，需要甄别和整合他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提供的有益素材。[10]

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是凯恩斯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该著作旨在找出“一种货币理论基本问题的新研究法……不但可以用来描述静态平衡的性质，而且可以用来描述不平衡的性质，同时还要发现货币体系从一种平衡状态过渡到另一种平衡状态的动力规律”[11]1。为此，凯恩斯从消费品价格水平和社会总产品价格水平两个有关货币价值的方程式出发，分析得出了“利润为零”“储蓄等于投资”和“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三个相互关联的均衡条件，“如果银行体系能将其放款量加以调节，使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相等，那么投资价值就会等于储蓄量，总利润就会等于零，全部产品的价格就会处于平衡水准”，[11]147其中自然利率是“使储蓄和投资价值刚好平衡因而使全部产品的价格水准刚好符合于生产因素货币效能报酬率的利率”[11]144，实际通行的市场利率如果偏离自然利率，物价水平就会波动，货币当局的工作就是调节银行利率使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从而稳定货币购买力。凯恩斯上述带有鲜明维克塞尔特征的分析不可避免地沿袭了后者理论逻辑的潜在基础:储蓄和投资以及使二者相等的自然利息由实际变量决定，货币变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的长期均衡位置，货币是中性的。[12]凯恩斯自己也察觉到，尽管他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了改造，“抛弃从货币总量出发而不问用途的传统方法，改而从社会的报酬或货币收入流量以及其所分成的两部分出发”，[1]126但是基本方程式隐含着产量既定（充分就业）的前提假设，以致于在《通论》的序言中凯恩斯将其视为自己“未能从传统的先入之见解脱出来”的“显著错误”，认为亟需“把货币理论变成一个总产量的理论”，“得到一个更加具有一般性的通论”。[13]2,3

从货币理论的角度看，《货币论》前三章清晰地表达了凯恩斯货币信用主义和名目主义的本体论立场，通过对银行和中央银行行为的细致描述，凯恩斯已经明显意识到信用创造和货币内生等构成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基石的部分要点:一方面，企业是创造和增进财富的主体，要使企业活跃第一，必须有获取利润的希望；第二，企业家必须能支配足够的资金，使他们的计划能够付诸施行……企业家在他们认为富有吸引力的条件下，实现其计划的力量几乎完全取决于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活动情况”。[4]136另一方面，银行有能力满足企业家的所有借款需求，“只要各银行齐步前进，发行银行钞票的安全量便显然没有限制”。[11]28因此，“银行体系……对于货币量实际上也不能作任何直接的控制……近代银行制度有一种特征是：中央银行随时愿意按照规定的贴现率不论数量以货币购入某种被认可的有价证券……大致说来，控制整个银行体系的因素乃是银行贴现率”。[14]195也就是说，银行将适应性地满足企业的借款需求以保证生产和再生产计划的顺利实施，货币当局也将适应性地提供贴现贷款来应对银行体系的储备要求，问题的关键不是货币数量，而是货币供给的条件——利率。但是由于《货币论》总体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思路，把货币的影响看成好像与供给和需求的一般理论无关的东西”，[13]2凯恩斯的上述洞见在全书中既不完整，也没有一以贯之。

六年后出版的《通论》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将货币理论和生产理论割裂的二分法缺陷，强调货币是非中性的，“一旦我们进入什么决定整个社会的产量和就业量的问题，我们就需要有关货币经济的完整的理论”[13]30。然而，尽管凯恩斯承认货币“在经济制度中占有重要和特殊的位置，但是，货币在技术方面的细节则略去不论”[13]2，3，使得《通论》也未能彻底摆脱数量论的幽灵，比如凯恩斯认为，“收入和各种物品的价格必然会发生变化，一直到新的收入和价格水平能使人们所想要持有的货币量的总和等于银行制度所提供的货币量时为止”，[13]92而这个货币量又是由货币当局外生决定的，并且成为分析金融资产存量均衡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前提假设之一。有意思的是，正是基于用流动性偏好来解释利率决定的新框架，凯恩斯发现，“过去被我当作在学术发展上似乎是有前途的‘自然’利息率的说法对我们现在的分析不会有多大用处和重要性”。[13]250在凯恩斯看来，利率“不过是一笔钱去除它的报酬而得到的比例”[13]170，是货币现象，因此利率的调整不会如古典理论所言自动实现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它的变化调节的是公众的资产组合，即对金融资产(包括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既然不存在自然利率，经济也就无需向某个虚构的引力中心运动，从而可以在任一就业水平上处于均衡状态。

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货币的利息理论”很快招致可贷资金理论支持者俄林、罗伯特森等人的质疑，他在1937~1939年间发表于《经济学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的系列回应文章一般称为“后通论文本”(post-General Theory writings/articles)。在这些文章中，凯恩斯重申了收入变化而非利率调整使储蓄投资相等的观点，并在反驳俄林等人有关事前投资融资的问题时，提出了“融资动机”的新概念——在莫尔看来，这是支撑货币存量内生最具说服力的论据，[15]199即在企业筹备资金和实际投资之间的空位期，增加的货币需求可以由银行的信用创造来提供，当公众和银行的流动性偏好不变时，当期事前产出融资需求超出事后产出释放的资金将导致利息率上升，这被凯恩斯视为利率流动性理论的压顶石（coping-stone)，银行体系也因此在推动经济活动向更高水平迈进方面扮演关键角色。[16]

总之，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货币经济，而古典经济学家却将其想象成物物交换。早在1932年剑桥大学的讲座上，凯恩斯就批评了马歇尔、庇古等同时期的研究者和著作家，表达过构建“生产的货币理论”的努力，其中货币能够影响经济当事人的动机和决策，如果缺乏对货币行为的正确理解，将无法分析资本主义的动态过程。[17]当然，无论是《货币论》还是《通论》，乃至“后通论文本”，凯恩斯都没有完成“有关货币经济的完整理论”，但是却留下了大量可供参考的重要线索（如表1所示），比如他有时重在阐明货币性质和货币的使用（交易媒介），有时又聚焦货币持有及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18]毋庸置疑，这个完整理论应该包括但不限于货币本体论、内生货币、信用创造、货币循环、利率决定、货币政策，以及短期和长期非中性等方面理论。[10]

表1 从《货币论》到后通论文本中的货币思想

二、水平主义对数量论的批判和凯恩斯货币理论的重构

后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凯恩斯的货币内生和非中性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理论硬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水平主义因1988年莫尔的著作《水平主义者和垂直主义者》（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15]得名，并由于坚持货币供给的无限弹性而备受关注。

货币数量论（比如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即MV=PT，或剑桥的现金余额方程式即M=kPy)的基本逻辑是，实际产出T(或真实收入y)不受货币因素影响而被独立决定，假定流通速度V(或k)不变，那么，由货币当局控制的货币数量M将决定经济体中的价格水平P，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引起价格水平同方向、等比例变化；而货币当局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又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基础货币H，利用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实现的（M=mH，m为货币乘数）。显然，这种直观批评可以从等式两端的两个维度来展开。

从等式左边看，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稳定，从而能够部分或全部吸收货币数量变化的影响。1959年关于货币体系运行的《拉德克里夫报告》就曾指出，“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支持、或者货币史上的任何经验表明存在对流通速度的某种限制”。[15]174其二，货币数量本身定义模糊，难于控制。如今货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量货币替代物的出现结成货币一类货币金字塔，[19]199“所有货币不过是某人的支付承诺。在事实上已经没有金属硬通货进行支付的场合，所能承诺的不过是一种承诺转向另一种承诺的可兑换性”，[20]货币当局试图控制的那个货币数量缺乏明确的指向性。其三，连接货币数量和基础货币的货币乘数m也不像货币主义认为的那般稳定，它反映了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和替代性流动资产的获利机会，是内生变化的；并且等式M=mH也无法说明货币当局将基础货币维持在特定水平的原因：在为了抵消货币乘数m的变化，而改变基础货币H，并保证货币数量M外生不变的情况下，H也具有内生性。[15]74

从等式右边来说，一方面，把货币数量看成是导致价格水平变化的原因排除了通货膨胀的替代性解释，比如在货币供给给定时，工资或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就很难纳入分析框架；[10]另一方面，T或y可能受到货币因素的影响（货币非中性），因此货币供给的部分或全部变化将表现为T或y的相应变化，而非价格水平的波动。[21]

如果把上述对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视为对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保护带”意义上的诘难，那么，真正触及数量论理论硬核的，是水平主义彻底扭转了等式两边的因果机制，指出不是从基础货币H到银行信贷L，从货币数量M到价格水平P，即mΔH→ΔL →ΔM →ΔP；恰好相反，货币数量的增加是银行信贷扩张的结果，货币当局只能通过改变短期利率间接影响货币数量——基础货币也是内生的，[22]即ΔL →ΔM →ΔH。一言以蔽之，“在现实世界中，银行增加贷款，创造存款，而后寻求储备”。[23]从这一反向因果关系出发，水平主义的货币运行过程和理论图景可以表述如下。

首先，货币体系的发展增加了货币供应过程的复杂程度，为货币与收入之间因果方向的改变提供了制度基础。莫尔区分了商品货币、法币和信用货币，其中，商品货币是实物资产，不代表金融要求权，持有它没有任何信用风险，具有理想的流动性，短期内供给是外生的。法币是政府负债，它的发行源自政府支出，而非私人经济主体的需求。其价值也仅仅在于被指定为结算债务和支付税收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供给也是外生的。在货币只是商品货币和法币的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引起价格和收入水平的相应调整。然而，货币的性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贵金属流通早已消逝，国内货币供应由现金和银行存款(信用货币）组成。后者是商业银行的负债，与借款人的偿还承诺相联系，随着贷款的发放和收回而持续创造和湮灭，只要公众对银行负债的流动性抱有信心，银行就可以应公众要求发行自己的负债用于日常交易，显然不再是外生给定的。[15]14

其次，从商业银行与生产企业的关系看，信用货币供给由需求决定、受信贷驱动。生产需要时间，而生产费用（工资、原材料、中间产品和税费等）的支付通常发生在产品售卖之前，因此企业需要寻求合适的营运资本来源；同时，企业也必须为生产费用的任何上涨，比如工资或原材料价格提高，寻找到新的资金。一般说来，企业在预测未来有效需求状况的基础上，估算营运资本（包括投资）需求——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和他们的“动物精神”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经济活动可能的规模和速度。尽管银行贷款、非银行贷款、商业信用、净利润、债券和股票发行、资产出售等都可以充当营运资本的融资渠道，但银行贷款无疑是最重要的。[15]225在发达国家，家庭为了购买住房和各种耐用消费品，甚至金融资产，也日益成为银行借贷的主体。水平主义认为，银行并非完全适应性地发放贷款，由于存在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未满足的借款人”，[14]334，335比如中小企业和贫困家庭，数量配给也是银行常用的信贷手段。准确地说，银行根据抵押物、现金流和借贷历史评估借款人的潜在风险和还款数额，设定贷款利率RL，并在该水平上满足其借款需求，也就是说，在零售市场上，银行是价格制定者、数量接受者。[24]—旦贷款发放，银行就贷记企业或家庭的银行账户，银行负债随资产同比例增加，贷款创造了存款（信用货币），即ΔL—ΔM。由此可见，根据会计规则，信用货币的需求与供给相互依存，始终相等，不会出现货币过剩和货币主义式的通货膨胀，也不存在所谓的平衡借贷双方力量从而同时确定价格(利率）和数量的“货币市场”，信用货币的供给在RL处表现为一条水平线。

再次，从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关系看，基础货币也是内生的。传统观点认为，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货币当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可以控制基础货币，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但是由于信用货币的内生性，中央银行实际上无法降低或约束货币数量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储备(基础货币）提高，即便它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迫使银行减少非借入储备（non-borrowed reserves)，其后果不过是把银行更多地推向贴现窗口增加借入储备（borrowed reserves)。[15]95只要中央银行的目标是维持金融体系的流动性，避免证券价格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动，为了不触发金融危机，当银行寻求流动性支持时，货币当局一般都会满足，即ΔM→ΔH。正因为如此，罗尚（Rochon L.P.)指出，“根据水平主义观点，货币内生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行为”。[25]163尽管货币当局缺乏直接控制储备数量的能力，但它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对当前金融市场状况的判断自主决定储备借出的价格Rw——“主要的短期批发利率就是中央银行设定的、向银行体系提供追加基础货币的供给价格”，[26]间接影响银行的借贷成本和意愿，从而导致储备的供给也表现为一条水平线，此时银行转变成价格接受者、数量制定者。当货币当局由于资产价格过高，或者失业率降低、经济回暖而提高Rw时，基础货币的供给曲线也向上移动，从图形上看，表现为“一组水平线，反映了货币政策的不同立场”。[27]

最后，水平主义认为，银行贷款利率RL是中央银行短期利率Rw的加成，加成比例反映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市场势力，[15]57借款人类型、抵押物性质和贷款期限，[25]175，176特别地，当借款人严重依赖外部融资、风险增加时，加成比例也随之提高，从而使水平主义与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的风险递增原则相一致。[28]更细致的研究表明，其他短期利率都不同程度地是Rw的升水或贴水，反映了这些有价证券在风险、流动性、成熟期、交易成本、满足储备要求等方面的差异；长期名义利率和收益率曲线则取决于资本市场上的套利行为——依赖于市场参与者对未来Rw变化和通货膨胀的预期，加上贴现期限和风险程度的息差，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当前长期利率，那么它必须使市场参与者相信，未来短期利率会下降。[19]241由此，围绕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利率，可以得到不同风险、不同期限的利率谱系。水平主义甚至主张，利率不是在市场中决定的，甚至根本不存在决定利率的市场，典型地，它是货币当局根据经济和政治压力决定的政策变量，并认为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由于假定货币数量的外生性，需要重新审视或丢弃。莫尔发现，凯恩斯本人在逝世前一年已经完全采取了水平主义的立场，指出，“货币当局可以实现它想要的任何利率水平……历史地看，货币当局——几乎完全受到贸易差额因素和它们自身抵消流动性偏好的影响——总是能够按照意愿设定利息率”。[19]258

综上所述，在水平主义的世界中，给定货币当局的政策利率，中央银行为了维持银行流动性和金融体系稳定，愿意满足商业银行的全部储备要求，后者也将在加成后的利率水平上满足它们认为合乎条件的经济主体的所有借款要求；正确的因果方向是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带来储备，货币（基础货币和信用货币）供给曲线表现为一条水平线，如图1所示。在其1988年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莫尔强调，只要我们接受水平主义有关货币内生的主张，所有涉及货币外生的经济学文献都将重写，比如货币数量控制和货币政策、IS-LM分析、货币乘数、流动性偏好、利率决定、增长理论、通胀理论等，而以它们为基础的参数估计也是令人高度怀疑的。[15]xiv

图1 信用货币和基础货币的供给

三、水平主义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信用货币和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导致试图直接调节它们数量的货币政策难以奏效。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一般会介绍三种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即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率，其中法定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能够分别影响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进而帮助货币当局实现对货币数量的控制。在水平主义看来，这不过是理论和事实上的虚构。

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意味着改变商业银行资产方的组合，后者被迫增加更多无息资产（储备），损害了自身的盈利能力，并降低银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如同对银行施加了某种特别税。[9]213作为回应，银行倾向于提高贷款利息的加成比例向客户转嫁成本，给定银行贷款需求的利率弹性，其规模会随着贷款利息的提高而减少。因此，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化不会直接引起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它只能通过加成比例或息差产生间接效应。如今，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货币当局已经完全取消了法定准备金要求，而银行为了应对客户的提现需要也会持有部分现金储备，[19]218从而表明储备规模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内生变量。

货币当局向银行体系提供储备的方式有两种:公开市场操作提供非借入储备，直接贷款提供借入储备。通常来说，非借入储备只占全部储备的一部分，银行不得不在贴现窗口借入余下的数量以满足中央银行的储备要求或自身需要，通过这种方式，货币当局迫使银行接受对它的利率调节。[19]226另一方面，水平主义认为，公开市场操作纯粹是防御性的，经济体存在大量货币当局不能控制的金融涌动，比如公众现金持有的变化、国际资本的流入流出、美联储持有的财政部余额的调整、商业银行申请的贴现贷款等，为了使这些变化不至于引发流动性危机和利率大幅波动，中央银行需要借助公开市场操作对冲它们的负面影响。[15]99水平主义的观点得到了实践家的支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伦布拉（Lombra)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发现，美联储70%~90%的公开市场操作本质上是防御性的；[29]欧洲中央银行市场操作部主任宾德赛尔（Bindseil)也指出，自发性因素会影响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组成和规模，需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抵消其变化，并借此消除对短期市场利率的影响。[30]17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旨在平滑和消除利率的短期波动，保证银行系统和经济体系的流动性，除非货币当局意在改变利率水平，它们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19]236进而如主流理论所言，控制货币数量。

因此，在水平主义看来，中央银行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应该是短期名义利率，其日常操作过程如下：一方面，货币当局基于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目标外生设定政策利率Rw，商业银行针对政策利率的变化调整加成比例、确定贷款利率RL，公众则根据生产和生活需要从银行借入资金，进而决定经济体中信用货币的数量；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抵消自发性因素带来的冲击，并提供一定数量的非借入储备，商业银行则据此估算需要经贴现窗口借入的储备数量，以满足货币当局的储备要求和自身的超额储备需求。从中可知，基础货币和信用货币供给源自银行资产组合调整的复杂过程，最终取决于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和市场对货币当局设定的短期利率的反应。[19]252，253宾德赛尔指出，尽管主流经济学在其流行教科书中仍然重复着公开市场操作控制基础货币、乘数过程决定货币供应量的虚构故事，但是今天的中央银行家大多已经抛弃了垂直主义的观点，货币政策实践正在为确认货币政策是利率政策的观点铺平道路。[4]实际上，某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共识”宏观经济学家也接受了货币内生的思想，主张货币当局应该关注利率而不是某个层次的货币数量，比如泰勒规则，但是他们承认自然利率的作用，与水平主义仍有很大差异。[31]

需要注意的是，水平主义把短期名义利率视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由货币当局外生设定，并进一步影响未来收入现值、资产价格、投资和消费等经济变量，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可以随意设定利率水平。货币当局需要对经济运行状况作出判断，在高涨期提高利率，在衰退期降低利率，没有什么是真正外生的；它们可以保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一过程始终存在某些内生因素。[3]在当前的货币政策实践中，中央银行倾向于采用利率走廊机制取代单一设定的利率水平:走廊上限为贷款便利利率，比如过去常用的贴现率或银行利率，下限为存款便利利率，即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储备支付的利率，货币当局通常公布一个利率目标（比如联邦基金利率），市场利率则围绕该目标在走廊上下限之间浮动。利率走廊机制并不改变水平主义阐明的储备供给机制及其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实践表明，“围绕目标利率波动的对称性常备融资便利区间是控制短期利率最简单的系统……短期利率目标变化所带来的货币政策立场的改变仅仅通过常备融资便利区间与目标利率的平行调整即可实现，而不会引起准备金市场条件的任何变化”[30]237恰如水平主义所说，储备数量是既定利率条件下银行需求的结果，利率变化不会必然导致储备调整，利率不变储备也可能增加或减少。此外，水平主义主张利率调节，但也不完全排斥数量控制，莫尔认为，数量配给存在于所有借贷过程，[19]351上文提到的“边际未满足的借款人”就始终面临信贷约束，他们获得的贷款数量取决于债务比例和流动比例、抵押物状况和企业规模，尽管如此，在宏观总体层面，仍然可以把信贷供给曲线视为水平线。[32]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当局为了提振本国经济，走出停滞一紧缩困境，不断尝试新的非常规政策工具，给水平主义带来一定挑战。以量化宽松为例，中央银行的大规模资产购买使商业银行被迫持有大量储备，此时储备供给不再由需求决定，水平主义的部分观点需要修正；[1]226即便如此，货币当局提供更多储备也无法增加贷款，因为银行已经满足了被认为是可信借款人的所有贷款需求，信用货币供给（贷款)仍然是需求驱动和决定的。[33]在货币当局转而购买非银行机构金融资产的场合，由于实体投资机会匮乏和悲观预期，这些机构将用获得的流动性偿还银行贷款，降低杠杆率，正如辜朝明（Koo)强调，在危机时期，经济主体通过资产负债表收缩，追求债务最小化，量化宽松无法达到刺激总需求的预期效果，[34]这与水平主义认为问题的瓶颈是借款人(企业和家庭）而非贷款人(银行）的观点不谋而合。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也是如此。面对货币当局对超额储备征收的负利率，或者回购市场上的负利率，商业银行可以不改变它向非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的利率水平，从而使货币当局通过短端影响长端、进而调节收益率曲线的希望落空；而由于负利率增加的成本，银行则可以通过提高加成比例的方式转嫁给客户；即便负利率压低了银行的贷款利率，银行也可以选择用超额储备购买金融市场上收益率较高的金融产品，而不是贷款给公众。换言之，除非辅之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否则这些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有效提高实际产出。

四、结论与启示

后凯恩斯主义中的水平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在《货币论》《通论》和“后通论文本”中的有益思想，描绘了一个“生产的货币理论”图景，其中不存在主流经济学认为的自然率水平和“存款创造、货币乘数”供应机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从货币数量到价格水平的数量论逻辑，商业银行在满足经济主体贷款需求的同时，创造出信用货币，并向货币当局寻求储备支持，从而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带来储备，二者的数量都由需求内生决定。中央银行根据金融和经济体系运行状况和前景以及自己的政策目标外生设定储备价格（政策利率），商业银行在此基础上按照加成原则确定贷款利息，使基础货币和信用货币的供给表现为既定利率值上的一条（或一组）水平线。由此可见，货币内生、反向因果和利率由货币当局外生设定构成水平主义的理论特色，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生产性企业和家庭之间的复杂联系是理解经济体系运行的关键，在这一框架中，短期名义利率是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在货币与实体经济相伴而生并保证后者“能支配足够的资金”的情况下，最终决定经济规模和速度的是经济主体“获利的希望”。因此，在危机时刻需要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货币政策以改善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拉动总需求增长。水平主义的观点和主张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理论参考。

短期来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仍然面临严峻挑战。水平主义重视企业和家庭源自生产和生活需要产生的融资需求，以及由此带来的货币流动。给我们经济工作提供的启示是:当前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过程中，应突出“稳预期”和“保市场主体”的关键地位；货币政策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遵循利率决定机制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在利用减税降费等政策缓解企业暂时性困难的基础上，公共支出应聚焦提高未来生产力的基础设施，积累人力资本，鼓励创新，促进闲置资源的利用。

中长期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更好地满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宏观调控能力和经济治理机制的要求，要“推动货币政策从数量型调控为主向价格型调控为主转型”。水平主义一贯主张:短期名义利率是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由中央银行外生设定，货币政策操作就是调节利率；而试图控制货币数量既有悖经济学基本原理，又在操作层面无法实现。如果说计划经济时期货币政策主要遵循“信贷计划平衡”和“现金收支计划平衡”直接调节金融和经济总量，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就越发重要，当前的货币制度改革，应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性成果上，健全基准利率体系，推动各类基准利率广泛运用，并需合理设定走廊区间，疏通从央行政策利率到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市场利率的利率传导机制，从而通过调节短期政策利率，促进形成合意的市场利率，降低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稳定物价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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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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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盼 孙志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