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建宁县中央苏区反“围剿”纪念馆

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斗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为了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蒋介石本人坐镇南昌。6月，蒋介石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7月至9月，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者达7500多人。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

这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东方军人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李德是一个外国革命者，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这就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根据地，28日占领黎川。博古、李德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红军主力在洵口与敌遭遇，打了一个胜仗。博古、李德贸然命令红军向敌军已修筑坚固阵地的硝石、资溪桥等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遭受几次挫折以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第十九路军自上海抗战受挫后，先后被调往江西、福建“剿共”。这支部队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在同红军作战多次受挫中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决心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步骤。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根据地，抽调兵力人闽，镇压福建人民政府，红三、红五军团应侧击蒋介石的人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等害怕丢失根据地，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上述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

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人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