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临终事宜早有交代：按自己意愿尊严死，却因突发疾病未启用

然而陈小鲁却因在2018年，突发疾病阖然辞世，未启用。

生前预嘱，最后的尊严

人固有一死，但却有两种选择：在痛苦中死去，或是在安详中死去。

当亲人面临患者生命的抉择时，大部分人都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患者的生命，然而这个选择却没有考虑到，患者本人的意愿。

如果患者尚处于清醒状态，他们会如何选择自己的治疗方案？

这就是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创立的初衷，让重症且没有治愈希望的患者，能够自由选择自己临终的诊疗方案。

而这个协会的发起者，正是陈毅的小儿子，陈小鲁。

陈毅为这个新生儿取名为“小鲁”，“鲁”代表的是山东，也寄托了陈毅解放山东的心愿。

陈小鲁的一生锻造了无数传奇，但到了晚年，陈小鲁却只执著于一件事——那就是推广“生前预嘱”。

他想让更多人了解到生前预嘱，帮助更多人实现“有尊严地”离开人世。

“尊严死”一词源于西方。

1975年，一位20岁的少女意外陷入昏迷，被医院判定为“慢性永久植物状态”。

即少女将永远沉睡，再也无法醒来，只能依靠医疗器械，勉强维持少女的生命。

然而这种方式，却让少女的身体备受折磨。

几个月后，少女的父母不忍女儿受苦，便向医生提出了请求，停止所有维持少女生命特征的设备，让少女能够自然地离开人世.

起初，医院并不同意少女父母的请求，因为这样医院就要背负上“谋害少女生命”的罪名。

在美国，没有人会选择主动结束患者的生命，哪怕患者已经迈入生命的倒计时。

然而，少女的父母却始终坚持，并一纸诉状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同意撤离少女的维生措施，让少女可以安宁辞世。

从那时候开始，“尊严死”一词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人们讨论死亡话题时，屡屡提及的焦点。

1976年，美国加州通过《自然死亡法案》，允许病人回归自然的规律。

在生命无法得到有效救助时，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人世，这也是世界上首个允许自然死亡的法案。

此后，日本也推出了尊严死方案。

只要签署文件并公证，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医院就会遵照患者的想法，为患者选择其他诊疗方案，让患者安然辞世，不必遭受非人的折磨。

“尊严死”的概念在中国出现，是在1985年的学术期刊中。

2020年，经过两会讨论通过，“尊严死”被正式写入《民法典》中，成为保护人格尊严的重要款项。

2013年，在陈小鲁的努力下，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

作为项目发起者，陈小鲁对人生归途也早有安排，要求在生命走到终点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不再勉强维持生命，自然地从这个世界离去。

而陈小鲁之所以创办协会，推广生前预嘱，主要是因为陈毅的逝世。

陈小鲁与陈毅的父子情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病在北京逝世。

早在1970年，陈毅的身体便日况愈下，首先是三天两头的腹痛腹泻，到医院查出直肠癌，好在发现及时，癌症及时被清除。

但很快，相同的病症席卷而来，到北京入院诊断后，被判为阑尾炎。

然而，就在医生为陈毅切除阑尾时，才发现原来陈毅的情况更加糟糕，他不是阑尾炎，他是结肠癌。

在医院治疗休养一段时间后，陈毅感觉身体有所好转，便不再放在心上。

到1971年9月，中央召开座谈会时，陈毅还能在台上发言，且期间毫无任何不适。

只是发言结束后，陈毅刚回到座位不久，便晕了过去，而这次入院，陈毅再也没有站起来。

由于病情恶化极为突然，专家们也对此束手无策，只能靠输液勉强维持陈毅的生命体征。

弥留之际，陈毅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承受着医疗器械带来的痛苦与折磨。

直到陈毅辞世前，陈小鲁才收到消息，从部队赶回了家，但陈小鲁见到的，却是父亲被病痛折磨的一幕。

陈小鲁是陈毅的小儿子，在日常生活中，陈毅是一位慈父，对陈小鲁极为耐心。

当陈小鲁学习遇到难题时，陈毅会细心教导陈小鲁，虽然工作很忙，但只要有机会，便会过问小儿子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及时给出指点。

虽然陈毅对子女的教育极为宽松，但对德育的要求却很严格。

因此，看到陈小鲁因为不肯上学而赖床，陈毅便直接到房间里拎起小儿子，吓唬着要把陈小鲁丢下楼去，此后陈小鲁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

1963年8月，陈毅休假在家，利用空闲时间给儿子们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教导儿子们要脚踏实地，吸取经验，还要学会分析形势。

在后来的日子里，陈小鲁也始终牢记父亲的教导。

长大后，陈小鲁跟随父亲的步伐，参军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入伍三年，陈小鲁便凭着自己的才干，被评为“五好战士”，并在抗洪抢险的过程中，立下三等功的荣誉。

然而陈小鲁还未来得及给陈毅报喜，便听到了父亲生病的消息。

从部队匆匆赶回，陈小鲁在医院里见到了形销骨立的父亲。

在病危之时，还要承受各种急救措施带来的痛苦，这一幕给了陈小鲁极大震撼。

陈毅去世之后，陈小鲁在军队延续父亲的风范，从普通的士兵逐渐成长为部队骨干。

并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英国国防武官助理及副武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等职位。

到1992年从部队转业之前，陈小鲁已经升为上校军衔。

1992年，陈小鲁46岁。

在这之后，陈小鲁转身投入商海，创立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企业在华投资提供咨询服务。

此后陈小鲁又历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商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然而在陈小鲁的心中，始终难以忘怀父亲弥留之际的模样，只能靠营养液续命的日子，让这个多年纵横沙场的元帅，都倍感煎熬和折磨。

目睹父亲经历的痛苦，陈小鲁做了个决定，他要创办一个公益组织，帮助重症病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离世。

人既然生而为人，理应拥有对生命的决定权，即便要离开这个世界，在离开之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

2006年，陈小鲁参与创办了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

之后又与罗点点（罗瑞卿的女儿）合作，共同建立了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他们倡导“尊严死”，建议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应尽早考虑生前预嘱，让人们自由抉择如何与世界告别。

截至2022年6月，“选择与尊严”访客已超1294万，注册会员达50万人，其中321人完成了“生前预嘱”。

作为协会的会长，陈小鲁本人也早已签下生前预嘱，在文件中安排好自己的临终事宜。

只可惜，由于急病突发，这份文件最终没有被启用。

生前预嘱未启用，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

2018年2月28日，因为急性心梗，陈小鲁在海南三亚301医院去世。

意外来得过于突然，在这之前毫无任何征兆，陈小鲁身体身体康健，还在整理父亲和岳父的画册。

时值春节期间，陈小鲁和家人来到海南过节，去世当天陈小鲁还在朋友家中，与朋友们小聚。

然而就在当晚九点左右，陈小鲁便倒了下来，那份预备的“尊严死”计划，也就没有启封。

1972年与父亲的最后一面，让陈小鲁坚定了“尊严死”的理念，在后来宣传“尊严死”的多个场合里，陈小鲁都会提到父亲的故事。

他曾经问过医生，可不可以拔掉安插在父亲身上的管子，让父亲不再痛苦，但却遭到了医生的拒绝：

“你们说了算，我们敢吗？”

减轻死亡带来的痛苦，是陈小鲁创立生前预嘱协会的初衷。

2013年，在国际金融博物馆的演讲厅里，头发花白的陈小鲁走上演讲台，对着话筒说道：

“我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唯一所求，也不过是人格的自由，即便到死，我也想决定自己的死法。”

善始善终，不仅仅是陈小鲁的愿望，也是许多重症患者的愿望。

2016年，陈小鲁的岳母楚青去世，住院前便特别交代，如果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无需再用其他方式维护抢救，她只要平静地离世。

于是在整个救护过程中，医生只是用药物控制血压，让楚青可以平顺呼吸，安详离世。

陈小鲁的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将生命终点的话题拉到了另一种高度，即死亡教育。

在大众普遍的认知中，死亡是可怕的，但死亡却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走在人生这条单行线上，没有人能够逃离死亡的命运。

但关键在于，如何面对死亡。

“尊严死”从本质上来说，是对生命的重视，它与安乐死的最大区别在于，不会采取任何主动手段，加速病人的死亡。

在自然死的过程中，并未终止维持生命的措施，“尊严死”的意义在于，让病重患者没有痛苦、平静辞世。

生前预嘱的作用，是最大程度尊重患者的自主权。

明知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仍要经历心脏按压、气管插管等急救措施，对患者的身体来说，是另一种折磨。

即便急救成功，患者也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尽管发达的医疗技术可以维持生命体征，但也只是类似于植物人一样的状态。

然而生前预嘱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点，它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可能，生命的终点不再由医生或是亲属决定，而是个人在履行对生命最后的职责。

这种遵照个人意愿的结局，或许会是许多绝症患者的心之所向，也是对患者生命最大的尊重。

陈小鲁虽然已经离世，但他未竟的事业仍在继续，随着“尊严死”与“生前预嘱”逐渐得到推广与认可，人们对生命也有了新的理解与想象。

在“生前预嘱”的帮助下，将会有更多绝症患者得到帮助，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安宁地等待死亡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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