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先进，而近代却远落后西方？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人一直纠结、追问于这个问题。

中国人力图通过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解释近现代长达两百年落后于同期西方，而最终一二再被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之国耻发生何以成为了事实。

无数中国人在一场场全民族的苦难中仰天浩叹——本不该如此。

人文和科技乃是双生子。

前者讲究的是美学感性，后者求真理性。

在现代人看来，经由着一战二战血腥的大屠杀之后，往往会认定科技进步对文明发展更有意义，甚至萌生出舍科技之外，再无其他解决方案之信念。

固然，这其中科技“异化”了人性也是当代文艺一大主题，但又仿佛只在文艺作品中成立，在日常生活，更美好生活的展开，基本上默认为科技进步为第一前提。

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之对立，非得分出个胜负的情形，并不自今日始。

以中国文明而论，早在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和道家，皆对于追求科技进步保持着强烈之警惕。

在《尚书》上，商纣王被声讨的罪恶之一，即是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这奇技淫巧具体何指，今已不可考。但商人在器物制作上至为精巧，由出土之文物是历历可见的。

而器物之精巧，不消说，背后乃是一系列能工巧匠掌握了彼时先进之科技的成果。

是否早在先秦，科技即被视为引导人性堕落之社会根源呢？暂时，从《尚书》上我们还看不出来。

中国人对科技的态度，和一切古老文明最初对科技的态度无别，是务实的。又自然，有如东亚农耕社会的独特性，农业科技之发展成为一切科技之母题。

所以，《尚书》之《洪范》特举“八政”，“食”排第一，货排在第二位，其他的诸如祭祀、军事则排在了后面。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重农几乎是诸子百家之共识，即便是最重经济学的管子，也要向他的君主宣讲这样的道理——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法家如此，儒家亦然。

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也不过一句很短的话答复——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儒家对于农业的重视，并不仅仅系之于孔子一人之身。后世被尊为亚圣的孟子在劝谕梁惠王时即言——

只要不违背农时，那粮食就足够吃的；

不使用太细密的网去池塘沼泽滥捕，那鱼鳖水产就吃不完；

砍伐林木有定时，那木材便用不尽。粮食和鱼类足够食用，木材没有匮乏，这样便使老百姓活着有东西吃，死后有棺椁葬，不再为生死担心。

老百姓养生送死没有缺憾，这正是王道的开始。

总之，儒家将人君是否重视农业几乎视之为仁政最加分的考核标准了。

然而，即便是农业的重要性达到了压倒一切的地步了，是不是因此就特别重视农业科技，是不是贵族士大夫要特意发展农业科技了。

从春秋战国乃是中国其后之历代中国信史去观察，却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里为大家讲个《论语》的小故事——

孔子弟子樊迟要求学习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农民。”

樊迟又要求学习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有经验的菜农。”

樊迟退了出去。

孔子说：“樊须（的志向）只是要做一个普通百姓啊！在上面做官员能够追求礼义，民众就没有人敢不谨慎小心；在上面做官员能够讲究道义，民众就没有人敢不信服；在上面做官员能够重视信用，民众就没有人敢不真诚相待。如果做到这样，四方的民众就会背着他们的孩子自己前来了，怎么能只把自己局限在做个种庄稼的人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孔子并不是不重视农业，但是当他的弟子想要钻研农业科技的时候，孔子却不支持了。

这矛盾吗？并不矛盾，而且在儒家的独特的话语系统中形成了非常要命的逻辑自洽—— 儒家当然从不觉得自己敌视科技，而是觉得仁义为本，人心为本，其余的皆是末技，在有限的人生中，不值得浪费时间。 这里，我们不妨就孔子孟子两个人对射箭技术的评价以为例子。 先说明一下，在上古先秦时代，射箭技术是君子的六艺之一，每个贵族长大成年都是要接受这一训练的。所以，对于善射者的重视，是比比见之于先秦文献了。 逢蒙和后羿这两个上古神箭手相爱相杀的典故当属于春秋战国的贵族的文化通识常识之一。

逢蒙又叫做逢门、蠭门、蜂门。

后人谈起后羿之善射，常常将后羿和逢蒙对举，因为他们都是夏王朝太康时代的善射名家。

如果是平常人，两个人善射，往往就要切磋武艺了，照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是要分出胜负，才甘心，甘心了便会彼此惺惺惜惺惺了。

看《三国演义》、《水浒传》此类的例子颇多，便是神魔小说《西游记》，孙悟空一通乱打，打出了诸如牛魔王一大堆朋友出来。

然而，后羿和逢蒙却大大的不同。

后羿是君，逢蒙是臣。

君臣如果同时对一样技艺有了自信，是最难处理的。

君臣论道，因地位的不平等，君主须当心胸开阔，臣下要得拿捏分寸，方才有一段佳话。

那么后羿和逢蒙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么？

根据战国时代儒家大师孟子的说法，为了争这个天下第一，最终后羿送了性命。而且还指出这是一段师徒之间的情仇——

逢蒙跟后羿学射箭，学得了后羿的技巧后，他便想，天下只有羿的箭术比自己强了，于是便杀死了后羿。

孟子这个人，我想多数人都了解，他讲故事的目的，不在故事的趣味，而是要满足他老为人师的毛病。

孟子既然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当着他学生公明仪的面前大讲而特讲，自然非得说出一个道理来不可。

孟子断言：“这事也有后羿自己的罪过。”

公明仪大为不解，问道：“羿不该有什么罪过罢。”

孟子说：“罪过不大罢了，怎么能说没有呢？从前郑国派子濯孺子侵入卫国，卫国派庚公之斯追击他。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够拿弓，我死定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人是谁呀？’

驾车的人答道：‘是庚公之斯。’

子濯孺子便说：‘那我不会死了。’

给他驾车的人说：‘庚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先生反而说不会死了，这是为什么呢？’

子濯孺子说：‘庚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学的射箭。那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所选择的朋友也一定正直。’

这时候，庚公之斯追上来了，问：‘先生为什么不拿弓呢？’

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

庆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

于是他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发了四箭然后就回去了。”

孟子补充讲完了这个故事，也是很相近的师徒情仇的故事。意思很明白——

作为老师，不但要教会徒弟技术，还要教给徒弟尊师重道的品质。

后羿对于逢蒙的人品失察失教，招来杀身之祸，因此，后羿传艺不传德，自身也要负一定责任了。

总之，儒家学派向来不迷信技术，儒家思想纲领说白了，活脱脱就是诺基亚手机的宣传语：科技进步，以人为本。

任何一门技艺，如果发展到最后的结果，带来不好的后果，那怕这技艺多么天才，儒家学派放弃起来是一点也在乎的。

是以，后羿这类仗恃武力，称雄于上古夏王朝的一代天骄，在儒家学派的笔下，却是反面的样板。

在《论语》上，孔子有位叫做南宫适的学生请教老师这方面的问题，举的便是后羿这个坏样板。

南宫适问孔子：“后羿善于射箭，奡（寒浞之手下大将）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帝禹和后稷都亲自种植庄稼，却得到了天下。”

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这个人真尊重道德呀。”[5]

孔子虽然没有直接答复，但他发表赞美南宫适的议论，就证明他是认同南宫适的看法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派乃是一门重德行（人文）轻技艺（科技）的学派。

由此，当秦汉一统之后，当儒家被定为一尊之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接下来的二千年的时光里头，中国人对科技也就不是很感冒了。

当然，基于对科技的务实态度，儒家也会给予科技伸展的空间，传统文官系统中六部中有工部，这即是国家正式管理工程技术的重要部门。

历代的儒学在学习《周礼》的时候，也自然会注意到其中一篇完全用来探讨先秦科技的一篇《考工记》。

历代儒学大师，也不是一个个只懂得摇头晃脑的朗诵子曰诗云，朱熹研究过天文学，动植物学，他其实拥有一个被今天多数中国人遗忘的身份——自然科学家。

然而，朱熹所能取得成就其实在前文明时代中的各大文明中很常见，这是一种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相结合的科研方式，这种方式整个古代中国科学理论体系。

无论是任何的科学现象，最终都要收缩到阴阳五行的哲学范围内被统筹。

此外，孔子素王先师地位的确立，使得中国古代科学的许多方面都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每一门科技中都具有显著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儒学提倡学而优则仕，所以大伙儿一窝蜂去学了四书五经，而不重视科技研究了。

古代中国人不重视科技研究，是因为人文领域太过于发达。

这仅仅是中国人的毛病吗？也并不是。

截止于鸦片战争前夕，也是彼时西洋人的毛病。

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因为有感于贵族和知识分子普遍轻视机械技术而不胜慨叹。

英国的工业家经常受精英分子奚落；

迟至19世纪中期，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的首名工程科学教授刘易斯·戈登（LewisGordon）还受到校内其他教授排挤，原因便是工程被视为一门不适合在高等学府教授的科目。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于1861年在离哈佛大学两英里外的地方成立，便是鉴于哈佛等学府缺乏工程学院。

总之，在前文明时代，各大文明重人文而轻科技乃是全球性的问题，而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

只是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中国科技史》上，中国人科学技术层出不穷的事实呢？ 我们这里得公平的说，以中国土地之广、体量之大，即便政府不重视，古代的民间科学家也是人才辈出的。 但是这种人才辈出却受制于没有系统性的教育，以至于多数的发明发现都变成原地踏步，难以整理为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让后人少走弯路。 比如中国治水治理了几千年，历朝历代都有牛人，但是但是即便康熙乾隆这样的盛世，还是因为治水技术的落后，时不时崩溃给大家看。 而欧洲呢，在科技上也不是一开始很重视，重视就没有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了。

基督教的兴盛，使得僧侣祭司集团在欧洲各个国家取得的特权。这种特权使得各大教堂成为知识传承的重地，然后由此衍生出特殊的教学机构——大学。 很多人以教廷对伽利略的审判认定基督教对科学发展的压制，其实这个事情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就比较好玩了。 罗马教廷对于科学的新发展一直非常的重视，几乎所有全新发展出来的新科学，教廷都会组织教士去审定、筛选，确定和基督教教义无害之后也就放行了。 说实在的，在那个时代，能够像伽利略、哥白尼的发现这种直接能够震动基督教教义的科学还是相当的少的。

中国人在前文明时代重人文而轻科技，以至于国家积贫积弱，落后导致了挨打，真的值得我们追悔无穷？

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事实上，即便到了今天，西方人文学界对于科技发展也依旧不断提出深刻的质疑，单纯的科技乐观主义，对于科技的无限崇拜从来不是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流。

在表面上看，就普通人的感知来看，在我们目前这一时代，确实是——

人创造科技可以控制科技，使科技完全能够为人服务，人凭借科技可以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

然而，诸如海德格尔等西方人文学者却以为科技不仅不是人类自由的保障，恰恰相反，科技在现代已经异化成了阻碍历史发展的力量，成了禁锢人类自由的迷障。

眼下更深邃的现实乃是，科技在目前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人在这一系统中生存，必须严格按照系统所拟定的法则，否则即会被排斥。

进而，人被教育出一切思想方式严格寻循科学的思维方式，当科技拜物教者们以科学之思维去思考去行动去生活。

由此，人的自由彻底丧失了。

海德格尔严正地指出：科技就是“框架”！“框架”是有边界的，你一进去就被限制在“框架”内，必须按照“框架”的逻辑来思考，按照“框架”的要求来行事。

当你被封闭在这一“框架”内没有自由了，你也就丧失了独立性与自主性，而离不开这一“框架”了。

由此，人被异化了。

可见，在科技领域上给出一切良方的西方，在人文领域却并不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更也许，无论科技再怎么发展，这样的困惑将永远持续下去。